六、文明的冲突
在我看来，这是下一世代华人学者最重要的使命。为什么呢？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杭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即在《外交季刊》上发表其注明的“文明冲突论”（Clash of Civilizations），后来又将它发展成为一本专书。杭廷顿认为世界主要有八大文明，分别是中华、日本、印度、伊斯兰教、东正教、西方、拉美及非洲文明，从廿一世纪之后，人类的冲突不再仅是国与国之间，更多的将是文明与文明之间。在刚进入新世纪之后，杭廷顿的“远见”就因九一一事件而获得了“印证”。
当中国GDP在二○一○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之后，中美已经掉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双方将无可避免地在各个领域展开斗争。川普上台后，中美在经贸、台海、南海、５G等方面的搏斗，都逐一表面化；最近，美国国务卿庞培欧（Mike Pompeo）连续针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北极地区的发展、南海能源开发、华为的安全及太空领域威胁提出了严厉批评。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Kiron Skinner）日前指出，庞培欧的团队正在制定一项“基于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之理念”的战略，这里所谓“真正不同的文明”，指的就是中国。斯金纳说，“这是一场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的，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战争”；她又说，“上世纪与苏联的那种竞争，在某种程度上是西方家族的内部斗争，而现在是我们第一次面对一个强大的非白人的竞争对手。”
包括庞培欧及斯金纳等美国鹰派的主要动机，应该是想把“中华文明”放在美国所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对立面，将长久以来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刻板印象，加以渲染放大甚至丑化及妖魔化，并强调美国及西方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非白人”对手，为捍卫西方文明的利益与价值，美国及西方国家必须展开全面斗争，美国将领导西方世界进行一场神圣的道德之战。
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之下，华人学者不论是站在“求真知”或“尽义务”的角度，都必须挺身而出，致力于说清楚自己的文化传统。
七、反思五四，开创未来
基于这样的认识，“思源学会”最重要的主张之一是：华人社会中的人文学者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必须密切合作，交流研究心得，相互砥砺，共同合作，开创华人学术社群的自主学统。因此我们每个月都在台湾各大学轮流召开读书会，和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文或社会科学学者对话，希望能扩大此一学派的影响力。
在这个情况下，我看到了朱建民教授所写的《对六十年前中国文化宣言的几点省思》，心有所感，特地邀请鹅胡学派的朱建民校长、杨祖汉院长、李瑞全所长、以及思源学派的王智弘教授、张兰石教授、陈复教授和我七人，于元月三十日，在台大心理系开会，共同商议如何发表新的宣言，反思五四，开创未来。
会后陈复先拟订《总结五四、再创未来：中华本土社会科学宣言》的精简版本与完整版本，寄给与会学者，大家于四月十七日共聚于台大新月台餐厅，商议由李瑞全教授再提出一个代表“鹅胡学派”的版本，再由我汇整成一个双方共同的宣言，题为“反思五四百年，重构文化中国”，交由《中国时报》，于五月四日发布，代表各自学派的宣言版本，则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各自发在《中时电子报》的网站上。
八、“文化中国”的争议
这份宣言在网络上流传，征求“思源学会”会员意见的时候，引起最多异议者，是宣言中的“文化中国”一词。在民进党政府全力推行“去中国化”政策的今日，许多人建议用“文化中华”取代，以避免不必要的困扰。但是对于这个名词，我倒是十分坚持。
“文化中国”（cultural China）是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在1980年代提出的一个概念，原本是指离散于大陆之外的华人文化区。令人遗憾的是：李登辉在国民党内当权之后，为了从根铲除国民党的势力，从1994年起开始藉助李远哲的“诺贝尔奖”光环，以中央研究院及台湾大学作为主要基地，发动一批所谓“自由派”的学者，启动“410教改”，叫出“广设高中大学、消灭明星高中、打倒升学主义”等等的民粹式口号，毫无章法地胡乱移植美式教育。
1994的教改，可以说是台湾由盛转衰的关键。翌年我即出版《民粹亡台论》，批评李登辉搞的“黑金政治”，根本不是什么“民主”，而是一种“民粹主义”。陈水扁执政之后，又全力推动“去中国化”，在台湾搞出了一种没有“品管”的教育，经过一个世代的荼毒，不仅塑造出一个看不到愿景的“缺德”世代，而且将技职教育摧毁殆尽。
最近蔡政府拟定的一○八课纲将“公民与社会”科课纲中原有有关心理、教育与道德的章节内容，几乎全数删除，只留下法律、社会及经济等部分，尤其是法律占了绝大多数，目前进入审查最终阶段的大多数高职版本，仿佛变成教导学生如何争取权益的攻略手册。
这些教科书的内容，大量叙述人权保障、权利维护、行政救济与罢工、街头运动的实务做法，明显隐含劳工与雇主对立、公民不服从的意识形态。如果这些课本被同样立场偏颇的审查委员保送过关，对未来的新新人类将造成什么样的可怕影响？
例如“诉愿程序及行政诉讼”的单元，有版本列举“某生因缺旷太多，被学校退学”，倘若不服学校的行政处分，应当如何提起诉愿并进行诉讼。完全不管德育的角度，也不提醒学生“反求诸己”，反省并检讨缺旷原因。为了贯彻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用这样的方式教育下一代，这难道不就是儒家所谓的“自作孽不可活”吗？
九、“传承五四精神”？
五月三日，《中国时报》“时论广场”刊出由“中华本土社会科学会”理事长王智弘和“东方人文学术研究基金会”董事长共同署名的宣言“新五四新挑战：重构文化中国”。当天感念五四代表人物、也是中央大学前校长罗家伦，中央大学特地举办了一场论坛；财大气粗的中央研究院则是以“传承五四精神”自命，一连办了3天的研讨会。
在研讨会开幕式上，中研院院长廖俊智发表了一篇非常“文青”的演说，读来令人十分“感冒”。他大言不惭地说，中研院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的“科学、自由、民主、创造”等价值。五四运动何尝追求过什么“创造”价值？这真是前所未闻的“创见”！
长期关注华人社会中科学发展的名记者江才健先生在《科学启蒙再评价》一文中指出：“我们应如何评价科学，应当是文化思维上最值得关注深思的头等大事。”不幸的是，我们的这位中研院院长似乎一点反思能力都没有，他居然大剌剌地说：中研院继承了五四时期的“科学”价值！他难道不知道五四时期的“赛先生”，是所谓的“科学主义”吗？历史学家汪荣祖在《联合报》上发表的《五四的浪漫本质》，对于这一点，也有非常详细的析论。
至于所谓的“民主”价值，汪教授指出：“在一个缺乏民主理念与实践的国度，不经过理性思考与批判，也未考虑袭用西方制度的可行性，但凭仰慕的热情，作一厢情愿的拥抱……。后果是，真民主的鸿鹄未至，非理性民粹主义的恶鹰却盘旋而至。”中研院院长会在学术研讨会上吹捧“德先生”，难怪台湾的政治会是今天的这副德性！
廖院长说：中央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长“在学术上一直超然与独立”。这话听起来叫人全身起鸡皮疙瘩。以往历次总统选举，中央研究院院长总是一马当先，组织“国政顾问团”，当特定政党的啦啦队。所谓“超然与独立”，是说给自己听的吧？
廖院长夸口“不让任何政治意识形态限制学术研究”，这口气像极了蔡英文当年说过的大话。然而，中研院院士杜正胜搞的“同心圆史观”，把台湾的历史在时间上限缩为500年，在空间上跟大陆切割；中研院和台大一帮自命为“自由派”的教授，长久以来一直把持着“教育改革”和“制订课纲”的“大业”，拚命搞“去中国化”，把台湾的教育搞得支离破碎，现在连一套像样的课纲都搞不出来，这难道不是用“政治意识形态在干预学术研究”吗？
廖院长拚命往自己脸上贴金，说“几任中研院长几乎都刻意与当权者保持距离，甚至对抗”，听起来更叫人觉得肉麻。他难道不知道李远哲最喜欢干的职务就是“国政顾问团团长”吗？当权者如果不“喜爱”他，中研院的预算怎么可能年年加码，由30亿一路攀升到150亿？他难道忘了翁启惠最擅长搞“三位一体”的产官学合作，在“浩鼎事件”中呼风唤雨，让股民坐上云霄飞车，弄得七荤八素，再送入“套房”吗？
廖院长自己为了替“中研院帮”护航，在整个“拔管”事件中始终装聋作哑；吴茂昆院士甚至奋不顾身，抢当教育部长，帮执政党冲锋陷阵；跟当权者如此零距离地贴身合作，如果还不能讨得“当权者”的“喜爱”，廖院长所说的“当权者”也未免太漫无心肝了吧？
十、历史的反思
中研院有历史语言研究所，有近代史研究所，还有台湾史研究所，史学人才多如过江之鲫，可以说是台湾历史研究的重镇。当年傅斯年当中研院史语所所长时，主张历史研究工作就是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找东西”，要求研究人员不要再讲什么“仁、义、礼、智、信”，从此之后，中研院就陷入“实证主义”的陷阱，无法摆脱西方理论的宰制。难怪在“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之后，还是只想继承“德先生”、“赛先生”的“五四精神”，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完全丧失掉反思的能力，所以也看不出台湾未来的方向！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19年7月号，总第25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