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报告给台湾前途
赋予了空间与时间的五大启示
第一，拓展了空间。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这就给台湾同胞留下了争取和平统一机遇、共议和平统一方式，以及遏制非和平统一风险的宽阔空间。和平统一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和大陆方面的给予，也应该是台湾同胞合力争取的参与。习近平曾提出要制定“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并鼓励台湾各界人士参与讨论。但是，习近平的二十大报告也给台湾限定了空间，如果践踏了大陆的反分裂底线，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武力方式以及一切必要措施来解决问题。有了底线，才会有高线。如果台湾同胞能够与反分裂的底线保持距离，在和平统一高线上做出努力，那么，台湾的前途是光明的，两岸关系必然能够实现融合与统一，永远与战争无缘。
第二，管理了时间。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这也就等于为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规划了时间，尽管统一没有具体时间表，但是有时间管理的要求，这样的时间管理要求的特点就是：一不能恶意拖延时间，二不能背道而驰而浪费时间，三不能让时间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绊脚石。
第三，明确了身份。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这句话具有三重深刻的意义，一是指依靠外国势力与中国大陆抗衡，从中谋求“台独”的企图是不可能实现的；二是指中国共产党绝对不会与自外于中国人的台湾政党或政府打交道；三是无论是谁、是哪个党、是哪一届政府，只要认同一个中国原则，中国共产党都可以与之共商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方法。我们看得非常清楚，自从民进党当局决意否认“九二共识”以来，中共就断绝了与之的一切互动关系，态度坚决，没有任何回旋余地。可知，如果没有中国人的身份，两岸的政治互动就没有空间，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就更加紧迫。
第四，设定了制度。中共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了概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必须指出，“一国两制”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创新内容，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显着特征。所以，两岸统一之后在台湾实施“一国两制”是必然的、必须的、必定的。对“一国两制”进行诋毁、抵制，都是徒劳的，祗有围绕“一国两制”进行构建与设置，台湾才能获得稳定发展的历史空间、更能获得持续发展的无尽时间。
第五，界定了性质。习近平在二十大报告中对和平统一与武力解决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性质界定，应该是：武力解决是为了维护和平统一，武力解决是处在和平统一的大框架之下，武力解决与和平统一绝非两极化或者是并立化的。不放弃武力的结果就是在最大的空间维护了和平统一前景，不放弃武力也限缩了两岸统一在外部势力干涉之下长期拖延下去的时间。
李义虎：二十大报告涉台部分
有五个值得注意的特点
下面，本人也作为中评思想者论坛的一名评论员和学者，谈一谈对二十大报告涉台部分的体会和理解。通过这几天的初步学习和研读，我认为二十大报告涉台部分有如下值得注意的特点：
第一，习总书记是从国家发展大局、民族复兴大局的高度论述对台政策和国家统一事业。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并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与国家发展与进步密切相关，也脱离不开我们所处的内外环境和条件。当然，对报告涉台部分取得这样的理解和把握，需要通观报告全文和联系其他部分。例如，报告将对台工作和国家统一进程置于对世界百年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统筹中，这体现在报告对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述上，体现在再次强调了19大报告“十四个基本方略”与对台“总体方略”的呼应上，体现在再次强调新时代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和规划安排。
“中国式现代化”是报告提出的一个崭新的、有深刻含义的概念，习总书记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品质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是我们党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内涵、特征、目标、路径的科学精准概括，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理论的一次飞跃，将会更有力地引领和推进中国现代化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同时，习总书记在报告中再次重申了新时代两步走的战略部署，指出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050年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未来5年是两步走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
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已经表决通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要管的不是5年的事，而是要管15年的事，贯彻执行好纲要，将使中国的发展并不仅仅是GDP的增长，而是国力内涵的全面扩张，是现代化品质和水平的大幅度提升。
我们现在强调“强起来”，但“强起来”是一个需要推进、提升的过程，中国现在是将强未强，“强起来”并不是放一阵鞭炮就实现的，它需要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去落实《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就是说，这个纲要所规划的指标都能实现，才是真正的“强起来”。这将奠定我们成功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坚实物质基础和精神条件，尤其是能够提供我们有效排除外部势力干涉的战略支撑和实力保障。
第二，报告涉台部分的核心与灵魂是“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自十九届六中全会所做“历史决议”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以来，海内外对此高度关注，密切注意中央高层对这一概念的论述。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定不移地推动祖国统一进程。虽然报告并未如先前所预计的那样对此有篇幅较大的论述，但它仍然是涉台部分的统领和灵魂，可以从字里行间看到其精神实质对涉台部分的根本性影响。这就是：完成国家完全统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的核心要旨，“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对台政策的大政方针，同时强调“我们坚持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
这既表明我们对台政策的大政方针有着很强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体现了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区间思维，也表明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对国家统一方式优化选择的政策格局。当然，关于对“总体方略”的全面理解，还应该联系不久前中国政府发表的白皮书中的有关内容，我之前发表文章就说过二十大报告对“总体方略”的论述跟白皮书肯定有一种辩证呼应的关系。
第三，报告非常鲜明地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基点是“中国人自己的事”，同时也把台湾同胞放在两岸关系主体地位。
报告指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的事，要由中国人来决定”。这段话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它既明确点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的根本性质，强调两岸同胞同样是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又是对内外势力的干涉和破坏活动的有力回答，更是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完成国家完全统一目标的最好说明。
报告对台湾同胞充满感情，用词恳切到位，说话语重心长，强调“我们始终尊重、关爱、造福台湾同胞，继续致力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推动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同胞心灵契合”。其中，“关爱”和“造福”是两个带有浓厚情感的用词，也是非常实在的用词，特别是“造福”一词首次使用，出现在党代会报告中更是意义非凡，直接指向台湾同胞的内心深处，足以拨动台湾同胞的心弦。所以，听了报告涉台部分后，台湾各界不少人士对此都表示有暖心贴心的感觉，这也会使不少厌倦岛内政党恶斗的各阶层人士足以产生“刷新三观”的效果。
应该说，这样的新表述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与“两岸一家亲”的重要理念熔于一炉，给做台湾民众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报告在论述“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时指出“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绝非针对广大台湾同胞”，这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使用的是“极少数”、而不是“少数”，也引起岛内不少人的注意，说明尽管较长时间以来岛内政治生态和民意结构虽然复杂，两岸关系中仍然有民进党当局操弄“统独议题”的认知战成分，但我们的对台政策仍然有意识地鲜明区别广大台湾同胞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把台湾同胞放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实现和平统一的主体地位上，仍然是团结大多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的“大联合大团结”统战思维，体现了对台工作的崭新境界，体现了做台湾人民工作的整合理念。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是我们对台政策“春秋智慧”的充分体现。
第四，报告在总结过去5年工作时指出，“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牢牢把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在总结10年伟大变革时指出，“面对‘台独’势力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台湾事务的严重挑衅，我们坚决开展反分裂、反干涉重大斗争，展示了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台独’的坚强决心和强大能力”。
这些充分表明了我们在这5年到10年的时间里，有力地展开了反分裂、反干涉的“双反斗争”，取得了重要成绩，也积累了重要的经验。而在报告后面的涉台部分又专门指出，我们“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所针对的是“外部势力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需要注意的是，“外部势力”放在了“极少数‘台独’分裂分子及其分裂活动”前，针对近年来中美关系复杂恶化、美国对台海事务介入更深及美台勾连不断加强的情况，这样对“双反斗争”的表述是有深刻含义的，就是：我们更注意“外部势力”的干涉行为，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反制。
在当下国际形势比较复杂的情况下，这样的表述是有很强的指向性的，表明了我们的战略定力所在，面对外部势力的干涉，我们不怕鬼不信邪，而这样的明确态度和坚定决心将对台海地区的局势产生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第五，是大家对报告涉台基本概念和用语的注意，这也是观察报告涉台部分的一项重要指标。
刚开始，大家看到的是习近平总书记作报告的现场版（版本名称是“文字实录”），篇幅短、文字少，实际上是一个简版，有些人发现“九二共识”和“一国两制”在这个版本中没有出现，还引起了一阵热烈议论，岛内有研究两岸问题的学者发微信来怀疑大陆方面的对台政策是否有什么变化。可是，从后来大家很快得到的报告72页全文来看，报告的涉台部分基本上保留了“一个中国原则”、“九二共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和平发展”、“融合发展”、“广泛深入协商”、“两岸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两岸同胞心灵契合”等重要理念和用语，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和中央政府近年来所提出的或重申强调的对台基本理念、基本概念在这个报告里差不多都有，这些均表明我们的对台政策大政方针没有任何变化，没有受局势波动的影响，没有像某些人想像的那样做出什么改变，特别是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和平发展等的再度重申，在国内舆论场“武统”与“和统”很有热度的争论中，颇有一锤定音、引领舆论、导正民意的正面作用，特别是对近段时间以来一些违背中央对台政策的言行带有刹车止步的重要效果。应该看到，这对我们下一阶段在两岸认知战中取得主动，掌握两岸关系发展的主导权和主动权，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当然，报告在继承、延续我党对台政策基本立场、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在相关表述上也有一些富有新意、而且有政策指向性的变动，如“融合发展”表述为“各领域融合发展”，说明这个思想有新的扩张与发展，这方面的相关政策及其措施会更加广泛而具体。又如，报告的涉台部分与报告的主旨论述部分是有重要呼应的，也可以产生关联性理解，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系统论述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重视，而且，这种重视涉及到理论、政策和实践各个领域，涉及到各个方面的问题。尤其是，这个系统论述跟我们的对台政策和对台工作，跟国家完全统一进程，也存在着内在的密切关联；对于两岸双方通过整合过程完成国家统一，包括先期推动的两岸各领域融合发展来说，其必将自身的理论结晶、政策效果和实践经验渗透进来，丰富解决台湾问题的内涵与内容，优化国家完全统一的价值与效果；而在另一方面来说，似乎可以把台湾经验（也就是台湾方面的现代化）包括在中国式现代化里，作为贡献给整个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总之，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二十大报告，思想深刻，立意高远，内涵丰富，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是我们今后在新时代各方面工作的根本遵循和思想指引，其涉台部分是新时代对台工作和国家统一事业的指导思想和政策指南。需要强调的是，对报告的学习和理解更需要联系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对台政策理念和论述，也需要从措辞用语的背后去理解和掌握精神实质，需要从字里行间把握政策要义，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字表面。
评论员简介
李义虎：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文旅部北京大学两岸文化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此外还担任国务院台办和国务院新闻办专家组成员，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首批特约高级研究员，全国高校国际政治研究会常务副会长，方夏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协会常务理事，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海研会常务理事，香港《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美国《亚洲政治与政策》（APP）特约编委等职务。其主要著作有《均势演变与核时代》、《世界的裂变与弥合》、《超级智者基辛格》、《新世纪的国际政治》、《香港模式与台湾前途》、《一国两制台湾模式》、《国际格局论》、《地缘政治学：二分论及其超越》、《国际政治与两岸关系新思维》等。
杨毅周：籍贯是台湾省台北市，出生于福建省漳州市。中共党员，台盟盟员，福建师大理学学士、南开大学哲学硕士。现任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副会长、党组成员。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台湾研究会常务理事。
谢郁：现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涉台事务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深圳卫视、凤凰卫视等涉台栏目评论嘉宾。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台湾政党格局、两岸关系、大陆对台政策、台湾民情等。主持、参与编撰的书目有《台湾百科·人物篇》、《台湾问题干部读本》、《台湾问题实录》、《“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践研究》等。
李振广：法学博士，现为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台湾问题、中美关系。主要作品有《当代台湾政治文化转型探源》、《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缘起与演进》（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译作《自治：美国民主的文化史》（商务印书馆出版）等。
王英津：法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事比较政治学、香港政治、台湾政治与两岸关系等领域的研究，近几年聚焦于比较中央与地方关系、比较地方自治制度、国家统一理论与实践、新时代“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等重大问题研究。曾出版《国家统一模式研究》、《自决权理论与公民投票》、《两岸政治关系定位研究》、《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分析》等9部著作；在《政治学研究》、《世界经济与政治》以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期刊或报纸上发表论文170余篇。
郭伟峰：中国评论通讯社社长、中评智库基金会董事长。
（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