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盘审视，大疫之后世界总体力量对比以及地缘战略格局、全球治理方式和国际关系行为体之间的关系，都将呈现前所未有的显着变化。但是，全面地、辩证地、历史地看，无论国际舞台上如何风云变幻，人类社会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本质属性不会改变，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客观规律和趋势，难以因一次疫情就全然改变，只会在变化中不断彰显和增强。
所谓“全球化终止论”“通盘撤资论”“中外脱钩论”，都是有悖经济常理的判断。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性的进程，工业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世界各国资源的互相配置，中外在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上已经形成了互补的关系和系统的产业链。鼓吹外企撤离中国，一是要投资，二是要有劳动力，三是要有基础设施，这些在短期内很难实现。况且，中国现有的工业品和贸易量占世界约三分之一，有人企图打造一个没有中国参与的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形成一个排斥中国的新经济全球化格局，实施起来也绝非易事。当然，我们必须有底线思维和忧患意识，综合施策，防患未然。
危中有机
“危”和“机”具有辩证的特性，相辅相成，互为依托。大的危机可蕴含大分化、大调整、大改革和大机遇。
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会朝何处发展？其一，全球化的方向到底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合作还是对抗？国际社会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其二，地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与格局必然会出现新的排列重组。其三，科技创新和竞争趋向更为激烈，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将决定国际关系各行为体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
中国经济在遭受新冠肺炎疫情短期损失后正在回归常态，随着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经济活动加快恢复且呈现发展长期向好、内在向上趋势，体现出了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优势和特征，展现了我们自身体制的调节能力、适应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以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的应对措施是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2003年的“非典”推动了互联网、电商、快递等行业的异军突起；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高速公路和铁路路网等基建项目在中国得以大规模实施。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也催生了许多市场格局、商业模式和宏观调控政策的改变。疫情倒逼和催化了在线教育、在线办公、智慧医疗等新的行业和业态。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涵盖5G、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的“新基建”，成为一个新的巨额投资增长点和消费大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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