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多友表示，疫情背景下中日关系继续受日美新安保条约挟持。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综合实力的迅猛提升，让西方国家日渐不安，这自然包括日美两国。出于平衡中国的共同愿望，日本势必会顺应美国的亚太战略继续往前走。质言之，政治和战略上，日本对华竞争意识走强，制衡举措更加花样翻新，随机性、灵活性举动会不时发生。除“钓岛问题”引发的东海明争之外，两国在“台海危机”、“南海问题”、“香港博弈”、“印度洋暗斗”等方面，都是背向而行，信赖关系飘忽不定。据杨伯江分析，中日之间除了存在现实争端，即“问题”本身之外，还有一些战略性因素决定了“信任赤字”的消除无法一蹴而就。一是来自美国的影响，二是日本自身的考量。2010年起，中日GDP发生逆转，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之间在国际市场争夺方面的竞争愈演愈烈。为此，日本更加注重以综合战略运筹来应对我国加速崛起带来的复合型压力。同时，在中美全面对抗加剧的情境下，日本要在中美之间扮演关键变量的角色，这种战略心态及需求今后会持续增加。在中美之间，日本要么左右逢源，要么进退失据。
陈多友说，尽管中日关系存在诸多难以预料的不确定因素，但是，稳定持续长达40余年的经济贸易与技术合作关系，已经紧紧地将二者联结在一起。面对如此“质子经济”的现实，出于两国利益的整体考量，中日政府与民众变得更加理性，务实外交与人文交流会成为两国处理政治、军事、安全等领域摩擦或争斗的润滑剂。可以预料，中日关系总体会向好行稳。2019年6月中日两国领导人在大阪就“共同致力于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共识。这里的“新时代”是来自中国的声音，意味着中国要强化主体意识，强化引领作用。同时，“新时代”中日关系有其时代特色、有新的目标取向，对其样貌要做理性分析，并不是中日关系始终都是按着一种声音平稳前行，不时会有杂音，有时甚至会出现波折，遇到难题。但是，有问题并不等于不发展、不合作。这非常考验两国政府和政治精英的智慧。
陈多友最后强调，中日两国在大方向上存在不少交集，分享着共同利益，例如，我们都主张全球化背景下的多边主义，倡导自由贸易，推动区域合作。自不待言，两国间也存在不少矛盾和分歧。就日本国内政治走向看，“后安倍”时期，日本政治可能会出现反覆，其稳定性、政策连续性恐怕会打折扣。面对如此有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中国既要积极主动促进合作，也要沉稳应对挑战。始终坚持理性、务实、科学、合理的态度，严肃认真地研判问题，及时地作出判断，与日方一道管控风险、规避危机，推动两国关系健康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