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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俊久进行主题为“美国对华经贸规锁：典型事实、行为逻辑与战略约束”的讲座（图片：讲座截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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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夏季学期系列大讲堂之“中美经贸关系：现状与前景”（图片：讲座截图） |
中评社北京7月14日电（实习记者 潘莹琪）7月13日，国际关系学院2020年夏季学期系列大讲堂邀请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俊久进行主题为“美国对华经贸规锁：典型事实、行为逻辑与战略约束”的讲座。在讲座的第四和第五部分，李俊久教授阐释了影响美国对华经贸规锁3个战略约束，并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策。他认为，中国要借鉴他国经历建立“全政府”战略模式，在产业链层面、改革开放层面、战略实施层面缓解美国对华经贸规锁的压力。
1.美国利益集团的经济理性，弱化了特朗普政府对华经贸规锁的战略效果。
首先，李俊久认为中美签署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之后，三大院外援华集团——美国商会、商业圆桌、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普遍对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持欢迎态度，他们更注重经济理性而不是政治非理性。
其次，根据日本野村证券的研究，跨国公司回流美国本土的迹象并不明显。野村证券研究得出结论，目前至少有50家，至少有不少的企业流出了中国，但是流出中国的企业并没有大幅回归美国。迁出中国的企业主要去向有东亚（17家：台湾地区11家，日本5家，韩国1家）、东南亚（48家：越南26家，泰国8家，柬埔寨4家，马来西亚3家，菲律宾3家，印度尼西亚2家，缅甸2 家）、南亚（5家：印度3家，孟加拉国2家）、北美（9家：墨西哥6家，美国3家）。美国在制造业回流方面的做法并不奏效原因就是迁出中国的企业多以加工组装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而这些企业的迁出并不能对于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给链和价值链的地位产生实质性影响。一方面有助于释放中国人力资本潜力，把过剩的饱和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迁出；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这些企业的迁出吸引外资流入高质量发展的产业部门，如“中国制造2025”的高端技术产业。
再者，在华美企的“去中国化”意愿不强，这是因为“在中国制造，在中国销售”已成为众多美企的供给链战略。中国有独立自主的全产业链以及工业部门产销一条龙服务，无论是中国的基础设施、还是物流成本，要远比迁到东南亚、南亚、墨西哥这些国家或地区成本低。“在中国制造，在中国销售”已经成为众多美资企业的供给链战略，在中国制造后出口美国不再是他们的发展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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