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香港一直被誉为引领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但从2014年起被称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列车的一个车轮。 |
中评社╱题：“从龙头到车轮：香港在粤港澳大湾区等内地合作中的角色变更” 作者：莫世祥（香港），香港树仁大学历史系教授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香港一直被誉为引领中国内地经济发展的龙头。2014年起，香港转而被称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列车的一个车轮。香港角色与作用呈现如此巨大的变更，根本内因在于港式资本主义的内在结构优劣并存，既有紧密连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的优势，也一直保留港式资本主义原始落后的内在弊端。前者是香港曾经发挥龙头作用的动力，后者则是导致香港地位下滑为车轮的根本内因。倘若仍不反省与设法纠正港式资本主义固有的内在弊端，香港地位的继续下滑还可能从牵引轮变成被动轮。
一、龙头的兴衰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内地的商界、学界、传媒和政府都一直将香港赞誉为引领内地经济发展的龙头，并且将香港视为内地发展经济的学习榜样和赶超对象。1984年，邓小平首次视察深圳，说：“我想在国内再造几个香港。”1992年，邓小平再次视察深圳等地，勉励广东争取在20年内赶超包括香港在内的“亚洲四小龙”。即使到2010年，时值内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回归后的香港经济却滞缓不振之际，国务院批准的《粤港合作框架协议》第一章第二条仍然提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加快广东金融服务业发展，建设以香港金融体系为龙头，广州、深圳等珠江三角洲城市金融资源和服务为支撑的具有更大空间和更强竞争力的金融合作区域。”表明此时中央和广东仍然冀望香港继续发挥龙头作用。
在长达大约30年间，香港之所以一直在内地经济发展中保持龙头地位和作用，主要动力首先源自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行跨国式的产业调整以推进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香港作为自由港，及时融入时代大潮，成功进行战后两次经济转型，实现经济起飞和持续高速发展，从而能够发挥引领内地经济发展的龙头作用。
其中，第一次是20世纪50—70年代进行的工业化转型。此次经济转型肇始于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华进行经济封锁，致使香港不能继续成为中外贸易的中转枢纽港，祇能兴办纺织业等各类轻工制造业，致力发展本地加工出口，维系香港与国际市场的贸易。1959年，香港产品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69.6%，超过转口贸易额比重的一倍以上，表明香港已经成为工业城市，顺利实现从转口贸易到加工出口贸易的工业化转型。进入60年代，香港本地生产总值（GDP）平均每年的实质增长率达到8.9%。60年代末，工业化的成功转型带动整体经济开始起飞。到70年代，香港除继续成为亚太地区的转口贸易中心之外，还成为该地区的轻工制造业中心和国际金融中心，成为战后世界首批新兴工业化地区之一，与台湾、新加坡、韩国并称为“亚洲四小龙”。
第二次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本港制造业北迁而展开的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转型。此次转型成功的主要原因，除了香港继续发挥连接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的优势之外，还得助于中国改革开放、招商引资和实行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加工出口业陷入经济发展导致生产成本上涨的困境，中国改革开放与招商引资则向受困中的香港制造业敞开利用国内低廉生产成本和充沛劳动力以再创辉煌赢利的大门。于是，港资及其制造业首先涌入毗邻的深圳、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继而向全国各地漫延。80年代至今，港资在内地引进的境外各种资金中的比例虽有起伏升降，但一直稳居最大比重和最多金额。90年代中叶以前，内地实际引进的外资当中，半数以上属于港资。90年代后期起，随着外国资金陆续增加对华投资，港资占外来投资的比重一度呈下降之势，但实际投资总额仍然高居各种外来投资的榜首。港资在珠三角地区引入的外资当中，曾经占有80%以上的比重，至今仍居半数以上。据香港工业总会调查，到2003年年底，香港企业90%以上在珠三角建有工厂，总数超过7万家，为广东创造1000万个就业职位，为香港本地提供150万个职位。因此，港资和港企成为引领内地经济起飞的主要外来动力，在促进内地尤其是珠三角区域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担当龙头领导的角色。
香港第二次经济转型对于本地经济重构和持续繁荣稳定亦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港资将加工出口业的生产制造环节几乎全部迁入珠三角及其他内地，依托当地低廉而充沛的人力、物力资源，获得远超先前在港规模与盈利的巨大发展；同时将产品的设计、外销等环节及其整体产业链的大部分盈利与消费留在香港，促使香港第三产业（即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迅速扩张。80年代中期，时任总理赵紫阳视察广东，提出中国应该实施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外资企业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即外资企业的原料采购、产品销售都要在国际市场进行。这一提议得到邓小平首肯，随之成为中国经济赖以崛起的国策，并且促使进出香港的货物迅速激增，极大地提升香港作为中外贸易中转枢纽港的地位。1988年香港转口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达到55.9%，开始超过港产品出口货值的比重，意味香港从先前的工业城市又变回贸易的城市。1992年起，香港集装箱吞吐量连续12年稳居全球第一位。随着香港转口贸易的超常规发展，服务业在本地GDP的比重迅速扩大，2001年达到86.5%，以生产性服务型产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确立无疑。在转口贸易和相关生产性服务业大幅度增长的推动下，香港经济持续高速发展。80年代香港GDP（当年价格）的年均增长率达到16.5%，1990—1996年的年均增长率超过10%，香港因而当之无愧地成为引领内地经济起飞的龙头。
然而，九七香港回归后，香港经济由于接连遭受国际经济逆转的冲击，引爆自身的长期隐患，因而在回归后最初的十余年间呈现三落三起的形态，长期踟躇缓行，再也不能充当中国经济发展的龙头。
1997年8月，香港开始遭受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一年之后，特区政府动用上千亿港元的外汇储备，击退沽空赢利的国际大鳄，但并未能够抵挡亚洲金融风暴对香港实体经济的严重损害。1998年香港GDP的年变动率从上年增长11%，急剧下跌到负增长的-5.3%；1999年又再次下滑到-2%，形成回归后的第一次经济大跌幅。2000-2001年，香港经济稍有恢复正增长。可是，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主义袭击，触发美国经济的长期积弊，拖累世界经济不景气，致使2002年香港的GDP年变动率再度下跌-3.4%；2003年春夏，香港遭受非典型性肺炎（SARS）袭击，一时百业凋敝，当年GDP年变动率又降至-1.6%，形成回归后的第二次经济大跌幅。2003年，香港特首董建华在施政报告中承认：“香港经济正处于战后罕有的困难时期。”2008年，香港经济再次遭受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同年GDP年变动率又跌至-2.7%，形成回归后的第三次经济大跌幅。香港经济在经历三次大跌、五年负增长之后，随着国际经济复苏而恢复正增长，但已失去20世纪后期持续高速发展的动能，迄今多数年份祇能维持5%以下的小幅度年增长率。
香港经济之所以在外围逆境冲击下接连受挫，表层原因有三：
一是港英政府在香港九七回归前采取高增长、高通胀、高薪酬的发展模式，积聚巨大的经济泡沫。亚洲金融危机首先刺破这些经济泡沫之后，高地价及其主导的高昂营商成本仍然成为阻碍香港经济振兴的难治之症，昔日香港经济赖以腾飞的土地、劳力等要素禀赋比较优势荡然无存。
二是香港回归后试图促成的以高科技产业为导向的战后第三次经济转型进退失据，成效不彰，以致未能形成新的经济增长极。21世纪初，香港有意见认为：本地经济呆滞不振的根本内因是制造业外迁，导致产业结构空洞化和过分依赖服务业发展的结构失衡，因而主张香港实行“新工业化”，谋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平衡。于是，董建华领导的特区政府制定高科技产业规划，计划将香港建设成为电子资讯产业的数码港和中医药产业的中药港。此后的特区政府也相继制定有关发展高科技产业的规划。可是，这些规划都受到本地高地价、高成本的掣肘，即使研究出一些高科技成果，亦难以转化为重振本地经济的强劲生产力。
三是香港回归后一度沿袭以往重视海外市场、轻视内地市场以及冀望维持港粤“前店后厂”模式的营商偏好，未能及时协调和发展新的粤港合作关系，乘搭珠三角及内地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列车。80年代起，香港制造业大举内迁，促使珠三角率先成为中国的“世界工厂”，香港与广东形成“前店后厂”式的垂直合作关系。可是，到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深圳、广州以及长江三角洲的上海等区域经济核心城市分别建立起直接连接国际市场的通道，迅速缩小先前与香港的经济落差，进而在GDP总量的比较方面陆续赶上香港，香港作为连接珠三角等内地与国际市场的主店地位随之发生动摇。深港关系、穗港关系乃至粤港关系实际上都相继摆脱昔日“前店后厂”的模式，朝着希望开创“店”与“店”（即生产性服务业）平等合作的新方向迈进，其中内地一些新兴行业还出现与香港竞争和分流的态势。可是，特区政府及其智囊机构未能及时察觉广东经济崛起而启动的粤港合作新趋势，仍然将本地经济发展寄托在维持“前店后厂”模式之上。1998年起，特区政府开始与广东政府联合举行一年一度的粤港合作联席会议，但双方出席的主官一连5年都局限在香港的司长和广东的副省长级别，实际上缺乏决策主导力。2002年，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吴光正公布该局“联盟珠三角，香港添优势”的对外推广新策略，希望吸引更多的海外公司利用香港服务平台，到珠三角设厂。这一策略显示特区政府终于有官员意识到加强与珠三角合作对于香港发展的重要性，惟因人微言轻而成效不彰。直到2003年香港经济再次陷入困境激起社会震荡之后，粤港合作联席会议的级别才提高到广东省长和香港特首直接会晤的最高层次，显示特区政府开始重视与广东的协调与合作。到2008年10月，作为曾荫权主政的特区政府智囊香港智经研究中心发表《加速粤港经济整合，打造世界级珠三角都会区》的研究报告，虽然意识到港粤“前店后厂”模式面临挑战，却继续认为新型的、升级的“前店后厂”模式仍是一种有效的合作模式。而此时，港企在珠三角的“后厂”已经受到生产成本上涨和广东实施“腾笼换鸟”政策的压力，一些企业陆续外迁到成本较低的内地乃至东南亚国家。维持港粤“前店后厂”模式的决策最终成为一厢情愿的空谈，港粤之间需要探索全新的合作之路。
就在回归后的香港经济踟躇慢行之际，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内地城市的GDP经济总量相继超越香港，香港GDP长期高居于内地城市之上的领先地位一去不复返。2004年6月，经广东省政府牵头倡议，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江西、福建、海南等内地9个省区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首长们签署《泛珠三角区域合作框架协议》，显示广东有意取代香港而成为更大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领航者。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将广东与港澳经济的区域合作列为国家发展的国策之一。广东与香港孰为粤港澳大湾区合作发展的龙头，已经不言而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