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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霞 中国政法大学台湾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中评社 张爽摄） |
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李勇表示，尉天骢、刘大任、陈映真是战后台湾重要的知识分子，早年他们因共同的左翼理想而结下生死友谊，但理想幻灭后，不同的人生价值和态度选择使他们走向了殊途异路。他们生命晚景中的表现和文字，让我们见识了理想主义时代终结对左翼知识分子心灵的冲撞。
李勇认为，在台湾战后以来的历史中，尉天骢、刘大任和陈映真三人，都是生逢动乱又亲历和见证了中国从落后到发展的一代台湾知识分子。在风雨如磐的五十多年前的台湾，他们因为压抑，更因为压抑之下的理想，而走到了一起——在陈映真生死交关的1968年，尉天骢、刘大任都曾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然而，这种由青春理想、生死考验结下的友谊，后来却在半个多世纪的历史风烟中淡化、风散。这一切，始于与世界性共产主义运动受挫有关的他们理想的幻灭——当早年的理想遭遇挫折后，他们开始寻求新的、不同的自处之道：转向、仿徨，抑或坚守。这形成了他们此后不同精神趋向的人生与写作，这是他们理想幻灭后不同心路历程的照影。它们显现着精神的交叉、冲突、往复，彰显着“伤痕”以及对“伤痕”的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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