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达尔文本人的“进化论”并没有明显的道德和进步观念，但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里，“进化”变成了“进步”和“文明”。所以，战争不仅仅是“适者生存”的手段，更是成为人类进化、“文明”淘汰“野蛮”、“进步”取代“落后”、优胜劣汰的工具。
整个帝国主义时代，人们深信“战争的胜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优劣”的有效手段，列强之间为战争乐此不疲。英国思想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曾经说，人类大多都在投资于死亡而非生活，即人们把最多的投资用于战争武器，而非改善人民生活。
这种情况到现在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确是一个全然不同的时代了。如上所说，经济的全球化使得各国互相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在客观上大大增加了战争的难度和成本。同时，在话语方面，没有多少人公然宣扬战争了。不过，如果足够现实，人们也不难发现，这可能仅仅是表象，人类的本性依然没有发生变化。
和从前的全球化一样，这一波全球化依然产生着同样的问题，即社会内部的不平等和国家间的不平等，而极度的不平等随时可以导向内外部的冲突。从话语来说，人们只是用一种更为巧妙的方式把“优胜劣汰”的观念表达出来而已，包括“文明冲突论”和“民主价值同盟论”等。
再者，和人类的其他很多行为一样，自古至今，战争已经高度机构化和制度化了。对参与战争的主权国家来说，战争有开始的仪式，也有结束的仪式，战争过程更是充满各种仪式。战争因为主权国家而高度制度化，也因为主权国家而被“道德化”和“正义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除了被彻底打败的德国对战争有反思之外，没有任何一国对战争有真正意义上的反思。战败国如日本从未反思战争，而战胜国则依然为“战胜”沾沾自喜。
主权国家或者政府是战争的主体，但推动政府发动或者参与战争的，则是政府背后的各种利益集团。资本可以成为战争的根源，因为资本需要借助政府来打开其他国家的大门，开拓世界市场，掠夺他国的资源，保护他们的海外利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