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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汪毅夫（来源：中评社资料图） |
中评社北京2月28日电／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汪毅夫日前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发表题为《台湾文学史研究的视角》讲座，以下是讲座全文：
各位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上午好！我今天的讲题是“台湾文学史研究的视角”。讲题里“台湾文学史研究”说的是：“台湾文学史研究”说的是：我们“研究”的是“台湾文学”的历史，是历史上的“台湾文学”。在我看来，“文学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时态的，研究者同研究对象之间应当有时代或者时段的间隔，研究者对于研究对象应当有隔世之感或者说历史感。与历史上的作家、过去时态的作家不同，活着的作家的状态是现在进行时态的，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创作还会发生变化。譬如，当叶石涛活着的时候，他的前期作品包括《台湾文学史纲》等是很好的作品，他后期的思想和言论却发生了变化，以致受到陈映真的严厉批判。他晚年甚至有《蝴蝶巷春梦》专门描述“不可描述的事情”，是我读过的最黄的一本小说。又譬如，王拓是统派刊物《夏潮》的重要人物，其乡土文学作品和乡土文学主张是积极而正面的，其后王拓加入民进党并曾出任党职。但是，他身在绿营却热诚推动两岸交流，这种复杂状况使得部分大陆学者在王拓逝世前讳言王拓。看来，“生不立传”的古训是有道理的。在今天、在叶石涛和王拓身后，我们才可能本着“同情的理解和理解的同情”对他们、对这两位著名的台湾作家做全面而客观的历史评估。讲题里“研究的视角”是本学术报告的关键词。近百年前，鲁迅在为陈梦韶创作的话剧剧本《绛洞花主》所写的《小引》里说：一部《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闻”。鲁迅和陈梦韶都在厦大当过教授。鲁迅描述的正是对文学、对文学作品的不同视角。现在，让我们从不同的研究视角来看台湾文学的历史和历史上的台湾文学。
1.语言（作家的写作用语）的视角。记得我在大学本科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教科书上的第一章第一节是“从文言文到白话文”。诚然，中国现代文学的第一步是语言的转换。胡适尝谓：“当我在1916年策动这项工作（按，指白话文运动）时，我想总得有二十五年至三十年的长期斗争，才会有相当的成果；它成熟得如此之快，倒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们用了短短的四年时间，要在学校里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几乎完全成功了”，又说：“从1919年至1920年两年之间，全国大、小学生刊物约四百多种，全是用白话文写的”。实际上，白话文运动的成果首功当归于语言学家而不是文学家。胡适说了大话，却也说了实话：1919年在大陆，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实现了“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换后才上路的。然而，从1895年到1919年，台湾沦入日人之手已近25年。1919年台湾作家的写作用语主要是文言、日语和方言，用白语写作的作家微乎其微，少而又少。台湾文学真正实现“从文言文到白话文”的转换是在1945年以后、在胡适1916年预计的“二十五年到三十年”的上限。1945年以后，得力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台湾的报刊、台湾的学校才实现“从白言文到白话文”的转换，台湾的作家、台湾的文学才臻于“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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