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27日电／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一季度的经济数据大幅下降是市场早已预期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一季度GDP实际增速为-6.8%；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下降16.1%，降幅比1-2月份收窄8.4个百分点；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7.7%，降幅比1-2月份收窄8.6个百分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19.0%，创历史最深跌幅；其中除汽车以外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同比下降17.7%，同样也创历史最深季度跌幅。
同样是下跌，同样有预期，但消费的下跌幅度仍是超出了市场的普遍预期。超预期的主要是3月份单月的数据：3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是-15.8%，而市场预期是-10%。因为3月份，国内疫情已经处于基本被控制的状态，但实际上消费环比仅增长0.24个百分点，这就意味着虽然3月经济活动逐渐恢复，但消费的修复仍然非常缓慢。
澎湃新闻发表某大型商业银行研究员郭强文章表示，社会需求的最终体现就是消费。如果消费萎缩，那么任何中间环节的生产扩张，都是虚假的繁荣。而疫情爆发以来，不仅经济被按下了“暂停键”，居民活动范围大幅减弱甚至被限制，各类交通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由于新冠肺炎病毒的传染性极强，在恐慌心理作用下，日常的线下消费供给也出现了大幅的萎缩。进入4月份，除输入型病例外，国内疫情相比国外要乐观很多。中央也开始出台各类政策，鼓励企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有序复工复产，推动经济尽快回暖。各地政府也纷纷出台措施，希望能够刺激居民消费医院快速恢复。
文章分析，从微观主体来说，疫情冲击下的居民消费涉及几个方面的内容，包括消费的意愿、消费的能力，消费的客观约束。从政府的角度看，这几个因素要综合考虑，才能充分发挥消费刺激政策对消费的拉动作用。
首先，是消费的意愿问题。消费可以分为可选消费和必选消费。必选消费是几乎没有弹性的，如食物。无论疫情多严重，我们总要想办法解决食物的问题。疫情严重，多数人先要想办法保证能有食物可以果腹，疫情形势好转，那么可以想办法提供食物种类。如果情况进一步好转，大家可能会去买点衣服之类的可选消费品。如果价格能再降低一下，那么积压的消费情绪可能会回暖的更快一些。正是基于如此考虑，各地政府纷纷推出消费券来刺激消费。通常来说，通过消费券，可以在较短时期内激活消费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提振消费的热情，消费券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最多只能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而且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多数地方政府的消费券都是适用于价格较低的生活类产品，尽管带有一定的杠杆引导，但绝对金额并不大。对于家电、汽车等大宗消费品来说，刺激的力度可能并不能有效地激发消费者的消费热情。
其次，是消费的能力问题。国家统计局还公布了收入的数据，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数7109元，下降0.7%。从实际情况看，低收入人群的收入下降幅度应该更大。短期快速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显然不切实际，这部分消费群体显然对必选消费品的价格敏感度更高。而对于高收入人群来说，温饱问题并不是其需要考虑的因素，他们对可选消费如汽车、奢侈品、投资标的的价格敏感度会更高。收入的结构性问题，也是政府刺激消费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再次，是消费的客观约束问题。很多人都说，先要尽快恢复消费的信心。这个问题其实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消费能力对消费的制约，更通俗地讲，就是要解决收入预期对消费的限制；另一个层面是外部因素对消费的客观约束，这种约束才是当前消费下滑的主导。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有足够的收入去饭店消费，也有消费的意愿，很久没吃烤鸭了，真的很想吃，但就目前的环境，我们并不是愿意在有被传染的可能性下，去满足我们对美味的欲望。这种客观约束是基于我们的主观恐慌，且确实对社会安全和稳定而言是有利的，因此政策刺激并不能去解除这种客观约束。
在分析清楚影响消费的下滑因素后，我们可以看出，政府的刺激消费措施也应该是结构性的。
文章认为，消费券的发放，应该更多的偏向低收入群里，在拉动消费的同时，切实缓解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压力。对于高收入群里而言，适当的放开汽车限购政策，可能会在拉动消费的同时，缓解汽车行业的下滑压力。
在消费存在客观约束的条件下，政府应该尽可能的创新消费场景。线上消费模式目前是多数居民的首选，适当加大对快递行业的补贴，会进一步促进线上消费的交易。如增加对外卖骑手的补贴（实际上表现为快递费的下降甚至免除），可能会有效拉动餐饮行业的回暖。但在有传染隐患的问题上，还是应该从严管理，毕竟只有走得稳，才能走得远。
此外，扩大政府消费也是有效拉动整体消费的重要内容。合理调整消费摆布和节奏，扩大政府消费，增加公共支出，带动居民消费，也是扩大内需的重要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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