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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 |
中评社北京12月9日电（记者 李娜）12月5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在京参加涉港问题研讨会。从整体上来看，他将2019年反修例运动以及“一国两制”的观念认同危机理解成是中美在21世纪重新定义世界秩序的一个焦点性事件，认为中国原来以一种依赖和融入的方式进入全球化秩序的改革战略出现了一个节点性的危机，或者可能效用见顶。所以作为中美合作平台或者挂钩之一的香港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重要危机，但也是“一国两制”重构发展的契机。
田飞龙以两个事件作为切入点分析“一国两制”和基本法实际上出现了一个效用见顶或是需要结构更新的问题，一是11月24号的区议会选举，还有一个就是11月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所签署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首先，香港区议会选举表明反修例运动持续六个月以来，示威者暴力并没有引起主流民意的反感，一种不割席的本土主义政治和文化认同更加巩固，并且通过区议会选举的方式表现出来，从而开启了通过选举进行管制权争夺的全新进程。这个进程有可能会引发“一国两制”的制度安全危机，直接涉及到明年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以及之后特首选举委员会与特首的关联选举。
还有，美国通过的涉港法案对基本法秩序产生重大挑战，是为香港示威的暴徒提供的兜底保护。该法案同时对香港执法的警察和公务人员进行制裁，并且严密封锁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之间的技术合作。法案里有专门的出口限制条款，限制港美贸易当中的专利和技术转用于大湾区，实际上是对大湾区和香港合作建立国际创新科技中心的对冲，一个法律上的封锁。一旦美国发现有任何的技术或者专利在深港合作当中被使用，美国司法部马上就会启动调查，这样的话对香港的公司，以及大湾区的科技公司都会造成很大的威胁。这个法案确实对香港的地位打击比较大，而且案还可能有其他国家的联动制裁和追随。
这两个事件整个使得香港的安全形势、中央管制权的落地空间，还有香港融入大湾区的意愿和能力都遭遇了很大的挫折。
田飞龙指出，香港回归22年来政权建设有两个重要观察点，一个是特首和建制派之间的关系，我们把它称之为“一国两制”的管治联盟问题，这个管治联盟始终没能稳固出现。第二个是建制派和泛民主派的制度性合作，随着2011年局部政改完成以及司徒华的过世，已很难再有契机和突破。2014年“占中”以来，香港青年本土派逐步成长为政治的“第三极”。故今天“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再也不能用建制、泛民的二元框架来分析政治生态，其实在2011年后已经不适用了，现在实际上是三级——建制、传统泛民和青年本土。
从2011年开始，香港反对派没有转化为“忠诚反对派”，反而是从相对反对派变成了现在的绝对反对派。在“绝对反对派”之下，尤其是青年本土派的“勇武路线”、国际代理激进模式之下，当香港的青年本土派不再认同“一国两制”，追求完全自治，并且明确讲出“港独”政治目标的时候，原来邓小平时代所奠基的“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框架就难以有效应对新的政治冲突了。反修例运动就是青年本土派政治运动突破制度底线的典型与高峰。
田飞龙表示，现在“一国两制”转型遇到结构性的困境。而如何走出困境？田飞龙表示不太乐观，因为自2003年之后，我们在教育、司法、媒体和青年这四大治理的关键性领域从来没有改良的任何突破。因此随着时代更替和中美博弈的升级，香港会长期成为一个动态博弈且反覆拉锯的平台，甚至出现“冷战化”，谁都退不出去，谁想完全进去控局也绝无可能。香港在这一过程中付出的代价是沉重及难以完全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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