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4月19日电／3月中国出口数据十分亮眼，以美元和人民币计价的同比增速分别达到14.2%、21.3%，然而，同期全球经济指标呈现下行态势，中国对美国出口也受制于前期抢出口效应的消退，仍旧在所有国家中保持最低增速。展望未来，在中美贸易摩擦缓和的背景下，出口回暖的态势能否持续？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出口“稳中提质”的目标是否能够达成？哪些因素将主导2019年及以后的外贸格局？
2019年对美出口“先抑后扬”
第一财经日报发表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京东数字科技研究部宏观研究员徐天辰文章分析，3月出口的强劲与季节性因素以及基数效应角度有关。今年春节假期位于2月初，与去年相比提前了11天。考虑到企业通常集中在正月十五后开工，故而去年出口基数较低，而今年3月增幅较大。
分国别来看，3月我国对各主要贸易伙伴出口均出现了大幅改善，对美国、欧洲、日本出口同比分别增长3.7%、23.7%、9.6%，前值分别为-28.6%、-13.2%、-9.5%，对美国出口虽然回正，但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最弱的。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对东盟、韩国、巴西、印度的出口同比增速为24.8%、6.7%、14.4%、8.0%，均出现明显反弹。1~3月中国对美出口累计下降8.5%，随着前期“抢出口”效应的消退，不排除对美出口透支的滞后影响在上半年的剩余月份持续释放，使得中国对美出口保持相对弱势。
中美贸易摩擦方面有所进展，但预期在中美贸易协议正式达成之前，其对中国出口的负面影响仍将持续。按照加征关税的批次进行分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中国对美出口商品额（美元计价）增速进行了分类测算，结果表明三批340亿、160亿、2000亿美元商品在7月6日、8月23日、9月24日（即美国加征关税的时点）之后均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滑；其中，加征25%的两批商品增速均跌至负值，显示25%和10%的不同税率也会造成较大差别；此外，即便是未加征关税的剩余出口商品，在去年10月之后增速也出现了下滑。
然而，中美贸易协议渐近或使下半年对美出口迎来转机。自2018年11月底中美双方领导人在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上进行“友好会晤”，决定暂停贸易战升级并举行经贸谈判以来，中美贸易谈判总体进展顺利；截至目前，谈判已进行至第九轮，中美双方都在为扫清谈判障碍做出努力，每轮都有新进展。
倘若贸易谈判能够在上半年顺利达成，则中美外贸形势的预期及环境都将得到改善，不确定性的消除有利于增强美国在华投资企业的信心；中国对美出口将走出“先抑后扬”的走势，下半年中美贸易摩擦将不再是威胁出口的主要风险。
外需疲软或成未来出口最大拖累
文章认为，令人担忧的是，当前全球经济呈现的疲软态势，或将成为出口的重要拖累。近期美国、欧元区、日本PMI均有大幅下滑，3月份日本、欧元区PMI分别为49.2和47.5，均已低于荣枯线。其中，2018年二季度美国GDP突破4%之后，已经处于下滑通道,经济增速出现逐季放缓态势。
此外，美国近期3个月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出现12年来首次倒挂，从历史来看，这个与美国经济衰退紧密联系的指标具有很强的警示作用，令人担忧。美联储也已于上个月退出加息周期，同时将2019年的经济增速下调为2.1%，2020年则降为1.9%；而伴随着美国税改的基数效应消失、美国两党政治分裂加大，政府一度长期停摆，预计美国经济将在2019年面临下行压力。
与此同时，2018年下半年欧洲主要经济体增长大大低于预期，火车头德国经济失速，深陷“黄马甲”危机的法国复苏动力严重不足，意大利连续两个季度负增长，而深陷脱欧困局的英国各项指标也在下滑。IMF已将欧元区2019年增速下调至1.3%，欧洲央行则将2019年GDP增速预测由去年12月的1.7%大幅下调至1.1%。欧盟和美国作为中国前两大出口目的地，经济一旦转弱，将对中国出口构成显着制约。
而从前瞻性指标看，美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零售消费市场，近期下滑态势也非常明显。2月美国零售和食品服务销售总额增速回落至1.98%，远低于过去26个月4.48%的平均值，个人消费支出(PCE)指数跌至1.37%，接近过去两年的最低点。重要前瞻指标美国耐用品订单2月也较为疲弱，仅增长1.81%，较2018年8月的高点回落超过10个百分点。多重迹象显示美国消费需求正在走弱，或给未来的中国出口带来更大的压力。
全球政治风险加大，贸易保护主义或难平息
文章指出，除了外需疲软，全球政治风险以及贸易保护的持续或对于未来中国出口是个长期挑战。经济起伏与政治局面始终密不可分，自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的重大政治“黑天鹅”事件显性化以来，民粹主义在欧美各国加速蔓延，全球政治不确定性大大增加，且已经在诸多层面影响全球的经济政策。与此同时，各国贸易保护主义的呼声已经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美国方面，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美国政治分化、社会撕裂进一步凸显。中期选举以后，两党博弈常态化，在内政外交方方面面都有诸多分歧，美国政府史上最长的35天关门、美墨边境修墙预算的僵持，均说明美国政治上呈现两极化和激进化的趋势，两党的政策诉求越来越难以协调，势必影响美国经济和外交的决策。在中期选举中失去众议院，使特朗普立场越发极端，未来两党的妥协与合作将会越来越困难，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因此将面临不确定性，而其中的政治风险不仅局限于美国，也会波及全球。另外，欧洲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攻城略地同样是一个重大威胁。2019年经济增速的下行或将助力民粹势力的加速崛起。欧债危机后，欧盟深受难民潮、恐怖袭击、核心同边缘国家分歧加大的困扰，加之经济复苏乏力，主流政党麻烦重重，正在不同程度受到民粹主义政党的冲击，民粹主义政党在各国支持度空前高涨。欧洲议会选举将于2019年5月举行，反全球化的政党可能在此次选举中获取更大的支持和影响力，冲击欧洲政坛并影响欧盟经济、贸易决策。倘若脆弱的欧洲经济再度爆发债务危机，民粹主义势必更加甚嚣尘上。
总之，欧美政治右倾化、极端化，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保护主义的话语和政策正在冲击社会的主流价值，未来民粹主义仍将继续在欧美扮演重要政治角色，甚至可能成为社会的主流民意。而政治保守主义往往同经济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相伴而生，将给整个世界带来不可忽视的外溢效应。
如果欧美国家经济中固有的结构性问题得不到改善，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继续蔓延，全球贸易前景恐难改善向好。同时，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增加，西方国家政治风险和民粹主义亦可能产生新的政治“黑天鹅”事件，深刻改变已然动荡的国际政治和贸易局势。中美固然距离达成协议已经不远，但绝不能排除美国未来重新挑起一系列经贸争端的可能性，因而，中国未来面对的国际贸易环境仍然存在很大变数，或将使中国的出口环境面临较大的外在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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