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政府加杠杆与地方政府加杠杆的第三个不同，在于中央不仅可以加杠杆投资，还可以加杠杆增加社保支出。中国社会当前处于快速老龄化的过程中，用于养老及医疗方面的公共支出必然会面临着大幅提高的压力。发达国家的政府负债并不仅仅局限在政府投资领域，确定政府赤字水平时也一定会考虑包括公共物品在内的政府支出。
以人口老龄化严重、低生育率的日本为例，根据日本财务省的统计，2018年日本中央政府的债务率（未清偿债务/GDP）为196%，而地方政府的债务率仅有34%。日本中央政府债务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支出的相当比例是公共社保支出，不包括教育支出在内的社保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33%，加上教育支出则要达到约40%。
即便用最小的一般公共预算的做分母来计算，即不考虑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及国有资本运营等收入， 2017年中国社保支出仅占政府总支出的19%（不包括教育支出），如果以全口径的政府收入来计算，该数字将下降到13%左右。而优化政府的支出结构和支出方向正是需要在中央层面做出改变和表率的。
上述三个方面，决定了中央的杠杆和地方的杠杆如何不同，也决定了未来中央政府还有较大的加杠杆空间及必要性。未来地方政府的主要任务则在于有效的化解庞大的债务存量，也并不是一味的去杠杆。经济学家费雪曾提出“债务—通缩”恶性循环来解释经济萧条，即由于实际利率较高（去杠杆是原因之一）带来资产价格下跌以及经济停滞，从而引发通货紧缩并使得债务率更高。
文章指出，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央层面适度加杠杆则更有必要性，即通过中央层面的宽松宏观政策斩断债务和通缩之间的恶性循环，以保持适度的通胀水平。只有继续稳定经济增长水平和保持适度的通胀水平，地方政府层面的债务存量才有更多时间和空间得以有效化解。
最近推动的一系列宏观政策证实了上述逻辑， 税务部门预计2019年全国将减税1.3万亿元，财政部最近提出“政府要过紧日子，一般支出压减5%”，发改委则在研究“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民生和公共服务项目建设力度，尤其是补上教育、医疗、健康、养老这些方面的短板”。以上多项举措符合中央加杠杆的逻辑，也体现出了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六稳”方针的具体实施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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