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错，核心的关节仍然在于，要明确“各级各层”到底在哪些问题、哪些程序中负什么责任？非常态治理如此、常态治理也如此。搞不清这个问题，特殊时期就会打乱仗、地方就会无所适从、压力就导向中央；一般时期就会什么责任都向下转移，压力导向地方与基层，基层形式主义的问题得不到根本性解决，其关键原因在此。
疫情给我们的警示是，一定要按照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精神，科学设置中央和地方事权、理顺央地职责关系、合理设置和配置各层级机构及其职能，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如果能解决这个问题，则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和中华民族进步的一件大功。
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
第三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问题”。用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来分析国家治理，往往会得出一种答案：中国的社会太弱、国家太强。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对。首先，任何一种转型都需要过程，不能一步到位，条件还没达到的情况下，就是一种揠苗助长。其次，在危机管理时期，国家强有国家强的优势。例如，本次疫情防控过程中，很少有国家可以做到中国这样严格有力，甚至不惜以经济停摆、封闭城市的方式来阻断疫情。以至于不少国人以“抄作业”是否合格来衡量他国的疫情防控。
实际上，大可不必。各国有各国的实情和传统，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基础不一样。我们的居民能够接受国家提出的隔离要求，一些西方人连政府发出的“戴口罩”倡议都要反对，认为侵犯了他们自由的权利。更何况是要隔离，隔离等于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宁肯不要命，也要自由，因为他们背后站着的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传统。他们对国家的干涉十分警惕，在危机时刻也几乎如此。举一个例子，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和经济萧条期间，服务于特殊时期发起了几次社区社会组织运动，战争一结束，人们思考的是“如何将爱国精神转化为社区自助意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我们，可能更多想象的是如何讴歌伟大时代、如何保持爱国主义，他们不是，他们甚至把国家对社区的帮助称为“殖民主义”。反观我们，在先秦时期就确立了“井邻制度”、“什伍编组”，时至今日，这套“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编组体制，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场域，在危急时刻还发挥了独特的优势。这一点，西方国家说什么也很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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