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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已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当中，更强调生物威胁的风险识别与预警系统。 |
中评社╱题：“生物安全：大陆因应新冠肺炎安全化的作为” 作者：蔡裕明（台湾），实践大学高雄校区博雅学部副教授
“生物安全”并非专门指涉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政策与实践，及针对敌对者所攻击的军事防御策略。相反的，生物安全系指针对新的或新发现的病原性威胁，而订定的各种技术和政治介入举措，也就是“确保健康”的措施。
“安全化”的作为并非直接说出“安全”的语汇，更在于话语的采用，也就是传达需要采取紧急行动的威胁。而一旦确认紧急威胁的存在，安全的专业人员便可以运用这些工具，这也是“安全化”成功的关键。也就是说，“安全化”源于政治决策者成功的言语举动，其所创造的动员结合专业人员的特定领域，也启动一系列政策作为的实践。
“安全”所指涉的是一种多面向的概念，在定义上为免于或避免威胁的状态。在生物安全方面，美国从2001年发生炭疽病毒攻击事件之后，已将生物安全视为联邦政府优先处理事项，而以立法、计画与挹注资金方式来面对生物武器、生物恐怖主义，以及大规模传染病爆发所造成的威胁。生物安全通常是指与生物有关的人类或非人类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国民经济、公共卫生和自然环境所形成建构的威胁或风险。具体而言，生物安全更涵盖由传染性疾病、生物恐怖主义、外来物种入侵、新生物技术的应用以及其他因素引起的危险。
而一场因为新冠肺炎所引起大陆的政治与社会高度紧张与紧急应变体制的问题，让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要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此外，习近平也表示加快通过《生物安全法》以维护国家安全，并改革中国的卫生紧急应变体系。尽管中国已有部分法规规范生物安全不同领域，例如，《传染病防治法》的传染病的预防与控制、《野生动物保护法》的野生动植物保护与应变，但《生物安全法》将成为这些问题的基础法律与机制，动员所有机关与人力解决国家所面临的危机，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等。于是说，中国大陆现将疫病处置过程予以“安全化”，强化相关机构的权力与权威，希望以国家整体力量解决现在与未来的疫情危机或生物安全的威胁。
一、安全化的解释
国际关系哥本哈根学派(Copenhagen School)所提出的安全化理论（Securitization Theory），安全并非既定(given)，而是社会建构。因为在实践当中，某项议题成为安全问题，并不一定是真正存在威胁，而是因为这项议题成为威胁。或可将“安全化”当作特定形式的架构，该架构依赖对于问题的共同看法，认为这是一种生存威胁，即对于社群乃至于国家的社会、经济造成危害。当问题被“安全化”以后，政治参与者便可将其视为威胁，并获得一定程度民众的认同，即可采取特别措施来处理这样的威胁。
个人或少数人无法决定将某项议题视为安全问题。成功的“安全化”取决于民众对于言语行为的识别程度。倘若决策者与受众者在言语行为彼此认同，则将建立新的程序与规范来面对这种存在的安全，否则“安全化”将引起争议，并使得规范、程序与体制无法内部化，并将出现内部的治理危机。对于哥本哈根学派来说，此种转变为通过成功的言语行为，且侧重语言的表现力和单词改变情景的能力。
二、安全化与国家总体安全观
从2003年SARS危机以来，中国政府业已认识流行病所带来的安全隐患，并且从2004年开始，中国国防白皮书已将“防止严重传染性疾病蔓延”作为重要的安全问题，更在2009年的国防白皮书当中，将“严重疫病”确定为中国面临的挑战之一。
2014年4月习近平提出国家总体安全观，要求重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建构涵盖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等各面向的国家安全体系，也成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重要任务。2016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提到建构国家安全体系，并在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当中，提出健全国家安全体系的概念。2018年4月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总结提及，已建构国家安全的体系架构、理论体系、战略体系以及安全工作的协调机制。而此次大陆将生物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仿效美国与相关等国家，将生物安全列入国家安全战略。
再以美国而言，2009 年与2012 年美国政府先后订定《生物防卫国家战略》(National Biodefense Strategy)和《生物监测国家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Biosurveillance)，指出“提供关键性的资讯与持续的态势认知，以利所有层级能够更佳进行决策”。
中国此举除反应现实需要外，也回到如法兰西斯·福山（Yoshihiro Francis Fukuyama）在《强国论》(State-Building)所言，如何建构有效能的国家体制与施政能力，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最为重要的问题。
在现实层面上，大陆从SARS之后，已多次发生不同类型的传染性疾病。例如，H5N1禽流感、H1N1流感、H7N9禽流感、中东呼吸症(MERS)与肠病毒等疫情，除健康医疗支出外，也严重危及国家政治与经济。大陆官方与学界随着这些疫病与生物安全问题逐渐讨论，疫病乃至于生物安全的概念，以及对于威胁的认知与政策，已在大陆内部出现矛盾与紧张关系。于是在防范流行病的疫情法制上，大陆现已出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与传染病疫情监测信息报告管理办法》与《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预案管理办法》。但由于欠缺顶层的战略架构，无法确切整合翔实的疫病资讯与足够的医疗卫生资源。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月23日已表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共建政以来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必要做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这也凸显大陆的疫病与生物安全情势险峻，以及疫病与生物安全防控能力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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