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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有共同性，在不同的发展过程中亦产生其特殊性。 |
中评社╱题：“文化台独”的特征与实质及其影响分析 作者：林劲（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
所谓“文化台独”中的“文化”概念应是狭义的，即指教育、语言、文学艺术、习俗、宗教信仰、传统、制度等方面。“文化台独”起码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1、海内外分裂势力在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是其政治纲领及政策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其相关的活动，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服务。2、台湾当局利用其执政地位，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甚至体现于法律法令，以贯彻其政治理念。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出现了一股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动向，与海内外分裂势力长期以来在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相呼应，在李登辉主政中后期和2000-2008年陈水扁执政期间有着逐步加剧的趋势，这引起了海内外中国人的关注和忧虑，人们称之为“文化台独”。随着2016年“二合一”选举的获胜，民进党重新上台执政，再次显现迫不及待地推行“文化台独”政策的趋向。本文拟就“文化台独”的内涵与实质、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推行“文化台独”政策的特征及其实施、2016年以来民进党当局推行“文化台独”政策的相关作为作一分析，揭示“文化台独”的危害及影响，并对于“文化台独”问题提出若干思考及认识。
一、“文化台独”的内涵及实质
“文化”概念的定义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所谓“文化台独”中的“文化”概念应是狭义的，即指教育、语言、文学艺术、习俗、宗教信仰、传统、制度等方面。“文化台独”起码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
1、海内外分裂势力在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是其政治纲领及政策主张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导其相关的活动，为实现其政治目标服务。
2、台湾当局利用其执政地位，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甚至体现于法律法令，以贯彻其政治理念。
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与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分属于社会上层建筑体系的不同方面，前者属于思想上层建筑范畴，后者已融入政治法律制度，属于政治上层建筑范畴，二者相互作用，互为因果。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与政治领域的“台独”主张都属于思想上层建筑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因此，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及相关政策是为政治领域的“台独”主张及相关政策服务的；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及相关政策实质上是政治领域的“台独”主张及相关政策在文化领域的反映，通过舆论宣传、文化教育等引导社会、引导民众去维护和支持“台独”的政治理念、路线和政策。因此，“文化台独”虽然表现在文化上，但却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
“文化台独”本质上企图从历史、文化领域藉助“本土化”的名义而极力推行“去中国化”，割裂台湾与中国的历史、文化联系，反对和清除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认同。在“台独”势力看来，“文化认同会被支配者利用而成为文化霸权”，从而支持中国的“政治霸权”，惧怕由对中国的“文化认同”导致对中国的“国家认同”。因此，在“一个中国”概念中不仅要去除政治、法律的涵义，而且必须进一步去除文化、历史的涵义，为政治上、法律上的分裂主义路线奠定基础。“台独”人士李乔曾经宣称：“何以要从文化层面来主张‘台独’呢？简言之，因为这才是‘台独论’的根本，这样的‘台独论’才有效，这样的‘台独论’才能使‘台湾真正独立’，亦即‘台独有意义’。”“台独”势力正是力图推动从对台湾的“文化认同”导致对台湾的“国家认同”。
从理论上看，文化领域的“台独”主张的宣传将一定程度直接影响台湾社会对中国的“文化认同”，而“文化认同”是“民族认同”、“国家认同”的基础，进而影响台湾社会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在李登辉和陈水扁主政时期，台湾当局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其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灌输其意识形态。统治阶级的思想及意识形态就是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及意识形态，运用政权力量，通过文化教育和大众传媒等机制，以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舆论宣传的导向，在文化、历史方面“去中国化”，这使台湾社会在政治文化层面的“国家认同”逐步发生实质性变化，这种影响对于青少年尤为严重。
然而，文化这一社会历史发展传承下来的行为模式的集合体，通过人们长期经验的总体发展得以维系，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文化作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社会存在和经济基础的反映，而社会意识形式有其相对独立性，通过社会心理对社会存在和政治制度起巨大反作用。所以，文化认同一旦形成，将难以改变。正因如此，尽管经过长达50年的日本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战后台湾仍然拥有巨大的影响力与凝聚力，当然也不能忽视日本殖民统治和“皇民化”教育在战后对台湾政坛与社会所造成的遗害，至今尚未消除。同理，长期以来海内外分裂势力有关文化领域“台独”主张的宣扬和“台独”路线的推行不可避免地遭遇强大的客观制约，但是他们并不甘心失败，仍然不遗余力，甚至提出和推行一些极端、偏激、情绪化、非理性的口号和举措，这种违反文化发展规律的目的，终将不能如愿以偿。尽管如此，仍然必须毫不懈怠地加以遏制，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对两岸关系发展的危害与影响。
二、李登辉和陈水扁时期推行“文化台独”政策的特征及其实施
上个世纪90年代以后，李登辉当局打着“民主化”、“本土化”的旗号，在文化领域推行为其分裂主义路线服务的政策，“文化台独”主张开始有恃无恐地宣扬。李登辉声称“无时无刻不在思考文化的重建与新生”，“教育不改，人心也不会改变，过去教育都限制在大中华的观念范围中，台湾不需要大中华主义”；“我要中小学教育里多加些台湾历史、台湾地理等课程”。因此，台湾当局鼓动各大学逐步删减甚至取消与“中国”有关的“国文”、“三民主义”、中国近代史及中国通史等必修课程，鼓动高校设立“台湾文学系”或“台湾文学研究所”，而把“中国文学系”并入“外国文学系”、“东方文学组”等。陈水扁上台主政后延续李登辉的理念，继续推行“文化台独”政策，比之于李登辉有过之而无不及。
推行“文化台独”政策涉及文化领域多个方面，影响较大者主要体现在语言及历史教育两个方面。
（一）在语言方面企图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
1、强力推行台湾方言的教学。
1994年李登辉在与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中极端化地强调台湾“乡土教育”和“方言普及”，把中国文化与台湾文化对立起来，刻意否定台湾文化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恶意贬低中国文化，他把所谓“台湾话”与“中国话”分开并对立，宣称自己带头讲“台湾话”，“已是非如此做不行了”，“台湾人想听的事，用中国话说不通的”。从而台湾当局刻意在文化上制造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差异与区分，表现在语言文字上推行所谓的“乡土教学”，这是其“本土化教育”的重要一环，即用台湾的地方方言（闽南话）讲学，对中小学生进行台湾历史、地理、人文、风俗、社区等各个方面内容的教育。这一教学在小学阶段侧重于语言掌握，主要是将方言学习融入各科教学中；在中学阶段则偏重于台湾历史文化教育。因此规定中小学生必须在闽南语、客家语、原住民语中选修一种，以此弱化普通话（即所谓“国语”）在台湾的主导地位。中小学经常举行“台语演讲比赛”、“台语辩论”、“台语电影欣赏”，官方还举办“台湾语言国际学术研讨会”，等等。
陈水扁多次在公开场合宣扬“台湾文化不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强令台湾的广播电视大量增设“台语”(闽南语)节目，他自己也经常用“台语”发表公开讲话。
台湾民众要求自己的子弟学会乡土语言，这完全是合情合理、无可厚非的，但某些政治势力及人物将此“政治化”，民进党人士宣称：“国语的支配力量其实反映了中国在台湾的优先地位，代表了支配者与被支配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关系”，因此，“台语”被视为认同台湾的标准，不会说“台语”则被当成不认同台湾，或者轻忽台湾。更有甚者，有人鼓吹“未来的国语与官方语言应当重新拟定”，还有人宣导推行“台语文字化”，许多政界人士将在公共场合讲“台语”作为其政治“作秀”的组成部分。由此可见，在台湾当局及某些政治势力那里，推行“台语教学”绝对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文化问题。
2、以“通用拼音法”代替“中文拼音法”。
上个世纪80年代末以来,虽然中文拼音广为国际采用,并已获得国际ISO认证,全球超过15亿人在学习及使用中。但是，陈水扁及民进党当局则认为,中文拼音代表的是“中国”与“统一”,因而是不能接受的。他们放弃国际通行的中文拼音系统,推出所谓的“通用拼音系统”,要使台湾和大陆有所区隔。
1997年7月，鉴于国际化和信息化的考量，台湾“教育部”决定采用“中文拼音”为中文译音方案。事隔三年，2000年10月台湾“教育部国语推行委员会”否定采用“中文拼音”方案，通过所谓符合台湾习惯和乡土语言且具更高相容性的“通用拼音法”（此方案是1998年陈水扁在台北市长任内拟定的方案，因遭“教育部”反对而作罢）。台湾“教育部”政务次长解释说，采用“通用拼音法”考量在于国际标准、本土化语言教学及国内接受度。主持这一工作的曹逢甫声称，中文译音的国际通用性是可以考虑的重要因素，但非唯一的考量因素，因为还须考虑国内接受度及九年一贯课程乡土语言音标的相容性。他还举例说明，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是两个非常相似的语言，但当两国分别独立建国时，葡萄牙政府的语言规划单位曾刻意强化两者的差异以增加区辨性以及各自的“自主性”；类似的情况也曾发生在丹麦语和瑞典语之间，当台湾“自主性”呼声越来越高的时候，“认同性”的考量自然会受到较大的重视。由此台湾当局采用“通用拼音法”的目的昭然若揭，即以此塑造一套有别于中国汉语文化系统的“台湾拼音法”，惧怕因为采用“中文拼音法”使“台湾被视为中共的一省”，实质上是对不具有阶级性、政治性的语言拼音法赋予“政治化”的涵义。正如台湾学者指出，这种做法“名为尊重本土文化而兼具反共意识，实为‘台独’意识作祟”，是一种“新锁国政策”。语言是一个民族生存和生活的最基本的方式，也是一个民族存在的重要标志。从语言上割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两岸统一的文化基础，这是“文化台独”迈出的危险而关键的一步。
（二）在历史教育方面歪曲台湾历史，贬损中国历史，企图割裂台湾与中国的历史联系，极力宣扬亲日情结。
1994年李登辉在与日本右翼作家司马辽太郎对谈中声称，中小学对中国古代史的学习“不太有用”，进而强调对台湾历史、地理的学习，声称以往不教台湾的事而教大陆的事“真是荒谬的教育”。李登辉1996年5月“就职”时提出，“过去国民党太强调大陆的历史文化，要让新生一代瞭解台湾”。为此，台湾“教育部”决定在中学开设《认识台湾》新课程，1997年2月，由台湾“国立编译馆”组织编写一套初中教材，试用一年，1998年正式使用。这套打着“本土化教育”旗号的教材分为历史篇、地理篇、社会篇。让台湾青少年认识自己家乡的历史和生存环境，增进爱乡爱土的情感，原本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但是，这套教材歪曲历史与现实，以所谓“学术研究”、“中性描述”的幌子，笼罩着台湾当局“政治干扰”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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