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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飞龙。（中评社 张爽摄） |
中评社北京10月28日电（记者 张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一国两制法律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飞龙在“映日莲花：一国两制的澳门特色——庆祝澳门回归祖国20周年研讨会”上对中评社表示，2019年，随着中美贸易战、中美关系的质变，“一国两制”存续的国际政治条件正在快速发生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国两制”面临世界体系重构的结构性危机。如果整个香港社会拒绝外国的干预，在中美贸易战以及中美结构性冲突当中，坚定地站在国家一边，就没有任何别的力量能够撼动“一国两制”，撼动中央与香港的紧密团结以及香港本身的繁荣稳定的。
田飞龙对中评社说，“一国两制”本身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与西方世界和解的战略性产物，与中美建交、中国决定性地用改革开放的方式对接欧美主流的全球化体系是相关的。2019年，随着中美贸易战、中美关系的质变，“一国两制”存续的国际政治条件正在快速发生变化，包括美国通过制定“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对香港平台的国际地位进行更严格的审查，甚至保留取消单独关税区地位的权利。
田飞龙续指，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国两制”面临世界体系重构的结构性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对香港，也对澳门未来的发展有非常大的冲击或者威胁，会进一步倒逼中国政府加快改革开放，加快与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贸关系，进一步提升中国市场经济的规范性与开放度。中国必须不能被欧美市场边缘化，而是进一步与欧美市场合作，提升中国整体市场经济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度、联合度，只有中国更紧密的拥抱全球化体系，为全球化体系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中国才不会被甩出全球化体系，中国才能够为港澳的“一国两制”的存续提供一个可以长期依赖的国际秩序的条件。
“现在很多研究一国两制的学者视角比较局限于单一学科或者纯粹国内法视角，或者从主权的国家的视角来看待香港的危机或者澳门的未来，没有看到‘一国两制’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种制度规划，也没有充分评估到‘一国两制’是与中国长时段的现代化、国际化战略是紧密相关的”，田飞龙对中评社说，香港问题的根结就在于“一国两制”存续的国际政治条件的变化，就是美国不再愿意或者说美国在战略上认为继续维持“一国两制”香港平台对中国利益更大，而对美国利益相对不大，所以它在与中国进行战略对抗的时候，重新评估了香港平台的价值，不惜破坏平台，也要拖累或者阻断中国进一步的发展。所以“一国两制”存续的国际政治条件的变化是这一次“一国两制”危机的主要原因。
“当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香港回归22年以来，在爱国的教育、国家安全立法，还有两制的互动融合上所欠下的功课、欠下的债，也是在这次运动当中接近反国家极限、瘫痪政府管制权以及挑战一国两制底线行为的很重要的来源。”田飞龙说，香港社会回归以来贫富的分化，社会不平等感的增加，在全球化深度发展时期一些失败群体、弱势群体无力改变命运时候的绝望反抗，这些因素也夹杂进来，导致在香港平台上的社会运动具有空前的能量爆发的特征。
田飞龙认为，总体上，基本法的结构是能够应对目前的危机与挑战的，但是特区政府没有能够合理充分地承担起高度自治的责任，在特区法律框架内还有很多机制、权利没有使用，尤其是香港社会爱国爱港的力量、香港社会的市民还没有普遍地感觉到危机感，没有感受到利益受损之后的不确定性，所以香港社会还没有集体行动起来。一旦特区政府善用自治的责任，香港社会就会有一种觉醒与集体行动，“一国两制”所赋予高度自治权的巨大的正能量也能发挥出来，我们期待特区政府跟香港社会共同释放止暴制乱的正能量，这样无论是在后面的选举当中，还是在恢复法制的过程当中，或者说在未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当中，“一国两制”还能行稳致远。如果这股香港社会自身的正能量不能形成，仅仅靠国家的兜底保障，以及国家在整个国际层面的对香港利益的保护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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