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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发展已举世瞩目，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其新一轮“再出发”更令国人期许。 |
中评社北京8月27日电／新中国成立7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城市建设成就世界瞩目。仅以城市数量为例，1949年末，全国城市共有132个。2018年末，城市数量达到672个。
新京报发表深圳市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李晓帆文章表示，中国城市的发展速度更是创造了多个世界奇迹。而这其中，首先涌入人们脑海的，恐怕就是最近刚被中央赋予新的历史使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深圳。8月26日，这座特区城市，也将迎来它的第39个生日。
一座城市如何演变和运转，无不蕴含和传达着这座城市的共性和个性信息。产业支撑城市殷实而强盛，城市反馈产业文明而润泽，两者相得益彰。城市化与工业化，在近代文明社会本是两条相交相绕的演进路线，其逻辑结果则是产城融合。
以深圳为例，它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仅仅走过近40年的历程，但已然展示出城市与产业迭代演进，实现有机融合的路线图。
起点并非“小渔村”
文章称，1980年深圳建立特区前，是宝安县政府所在地。因此说“边陲农业县”，而不是常说的“小渔村”，也许更符合实际。
当年深圳建市、成立特区前，只有落后的农渔业和少量农副产品加工、农机修理之类的工业基础，且低于广东和内地平均水平，与毗邻的香港更不能同日而语，以致成为原住民非法“逃港”、货品走私、“过境耕作”的重地。而其发展反差之大，也与长期地处边防，限制大规模建设有关，后来反而成为最早与港资合办“出口工业区”的初衷之一。
深圳的“产业情怀”
文章介绍，当年的深圳工业，开始主要以外向型、工贸结合起家，“三来一补”和后来“一般加工贸易”一时成为主流。它们作为深圳初、中期阶段的工业，在产品创汇与积累，以及技术与管理经验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当时的王石、任正非等企业家，都是先借助贸易，再工贸结合，最后走上实业之路的。
从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深圳制造”大体都以引进、模仿为主。此阶段后期，深圳从上到下做大产业项目和自主创新的意识开始增强。
深圳历史上曾有“造车梦”之说：那年，深圳曾小试牛刀，所谓全塑壳体的“中华第一车”方案刚刚淡出视野，就开始与其他城市竞争，想让国家计划中最后一条轿车生产线落地深圳，但自己内部争议尚未结束，名额和机会已花落他家。
而若干年后，比亚迪、五洲龙等新能源整车制造企业在深圳崛起，航盛等一批汽车电子等汽车配套产业迅速发展，可以说“失之东隅，得之桑榆”，多少圆了往日旧梦。
还有上世纪90年代初，深圳出自产业升级的良好愿望，动员部分“三来一补”企业搬离，而新产业却未能及时接替入驻。幸而此举被及时扭转，出现厂房空置、产业“中空”的后果并不严重，及至后几年“腾笼换鸟”，才算躬逢其时。
正是这样那样的“学费”，使深圳产业选择变得自觉，规划的收放开始理性。例如，近十年来，深圳从环境保护和合理布局考虑，两度“放弃”东部大鹏湾炼油厂和“精细化工产业园”规划，直至变更为“生物科技谷”为止。
又如，以华为、中兴为代表的电子通信设备产业、以腾讯为代表的新一代互联网产业以及大疆等为代表的其他先进制造业，大抵都以“后发制人”之势，形成国际产业制高点。
这些先进企业发展，首先取决于市场竞争需求和企业的创新冲动，也与深圳理性的政策选择不无关系。至于2000年左右，将传统“荔枝节”改造为闻名遐迩的“高交会”，率先在欧美发达国家设立“招商联络处”等举措，也无不源于深圳从上到下那股浓烈的产业创新情怀。
可以说，深圳经过近40年的积累和升华，形成了一个比较有活力、有弹性、可迭代的产业生态体系，而其灵魂、核心在于创新驱动。这个体系相对“轻灵”，而减轻了产业调整和转型的成本，同时又为新经济、新业态腾挪出发轫和壮大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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