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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王鹏（中评社图片） |
中评社北京10月14日电（中评社报道组）中评智库基金会、中国评论通讯社日前举办思想者论坛，探讨日本新首相岸田文雄上台后的中日关系走向等一系列地区热点议题。浙江外国语学院美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王鹏结合其对印太战略的研究进行了发言。王鹏表示，他长期关注印太战略，而日本显然是美国对华印太战略的重要一环。因此，他从从印太体系对华总体战略压力的角度来进行了分享，其核心观点有二：一是中国当前正面临一种类似晚清“海防塞防之争”的地缘战略困境，即同时面临来自东南沿海和西南内陆两个地缘战略方向的高强度安全威胁。二是破解这一困局的锁钥可能就在是喀什米尔。
先说“海防塞防困境”。受当前中美关系、周边关系和台湾岛内政局变化等因素影响，中国正同时面临来自东南和西南两个战略方向的安全威胁，一种类似近代“海防塞防之争”的地缘战略困境正在凸显。
一方面，中国在东海、台海、南海“海防”方向面临军事压力急剧增大。台独势力坐大、拜登政府联合地区盟友协防台湾，已使我以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的可能性大为降低。而东海钓鱼岛争端、南海主权争端亦在美国协调下与台海局势紧密联动，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另一方面，在我西南内陆“塞防”方向，印度借势美国印太战略，加大边境挑衅力度、频度，并在四方机制协调下，与美日澳等国实现东、西、南三个战略方向上的海陆空天网协调联动，对我构成更为迫近的安全威胁。因此，如何把握轻重缓急、统筹应对两个不同战略方向之威胁是我当务之急。
对此，王鹏表示，中国目前实际采取的战略是东南为主、西南为辅，因此对次要战略方向上的主要对手印度尽量采取安抚策略，希望通过转圜双边关系而在意图层面降低印度深度卷入美国印太战略、从侧翼打击中国的可能。然而，此前我接纳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以及在2019年印巴喀什米尔冲突中保持克制与相对中立立场等，都不仅未能换取印方正面回应，反而在此后加大挑衅力度，强化对美策应，而我则凭白遭受战略信誉和中巴关系的损失。
纵观印度立国以来矢志不渝、见缝插针、强行推进的大国沙文主义图谋、旨在独霸南亚的地区扩张主义战略及其对西藏地区的领土野心，尤其是鉴于印度1962年在中国内外交困之际悍然发动边境战争、2017年挑起洞朗对峙、2020年趁新冠疫情再起拉达克挑衅并积极回应美国打压中资企业、推动产业链转移等一系列事件中所表现出的乘人之危、落井下石的机会主义策略偏好，指望印度在我东南“有事”时保持中立、不在西线海陆“生事”，已几无可能。一旦台独势力宣布“建国”迫我以武力收复，或在东海、南海爆发中高烈度军事冲突，则印军必从西南进犯，并配合美军在印度洋切断我海上能源-外贸生命线，从而陷我于腹背受敌、两线作战之险地。对此，中国须有清醒客观之认识，切不可因自身善意而陷入愿望思维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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