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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大管理学院二号馆就在罗斯福路上。（中评社 倪鸿祥摄） |
卢信昌向中评社分析，过去2年多来，特朗普对欧洲的钢铁、汽车拉高关税，对欧洲造成很大的威胁，因为美国在欧洲投资很大，很多利益仍被美国分配掉了，所以关税提高不只让欧洲少赚，还造成欧洲的美系资金移转。
他指出，奥巴马、特朗普都希望美国的海外资金能够回流，但美国多数海外资金不想回去，于是部分配合转到和美国贸易逆差不会太大的国家；例如英国脱欧后，部分美企的资金往英国走，对美国算有面子交待，因为起码美欧逆差不会这么大，而且仍是海外的美国人在赚美国人的钱。
他说，现在西欧疫情最严重、北非来的难民最多、量化宽松的经济振兴作用最低，西欧自顾不暇；加上美国拉高关税，欧洲若再没有中国市场、让中国去投资、帮助东欧解决经济问题，东欧经济就会变成西欧的问题。
卢信昌表示，英国确定完成脱欧程序后，欧盟可以降低战略意义的层次回到经济共荣的层次上，政治考量变少、经济考量变多，所以美国阻挠使不上力，因为这份投资协定对欧洲有利无害，所以欧盟内部几乎没有异议。
有人认为中国2020年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RCEP）与中欧投资协定后，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就无法达成联合盟友制衡中国的策略。
卢信昌告诉中评社，这是解读的角度。但现在看得出来中国的双循环是以侧重内循环来减少外循环对美国的依赖、降低跟美国在既有国际体系里的冲突。换言之，并非用签署CAI及RCEP就可简单认定中国破解美国的围堵策略。
卢信昌强调，如果把内循环看成内需，就太低估中国的战略与自信。内循环是指建构一个跨世代、全新的生产链；这个全新的生产链并非以美国传统的方式，即用末端消费市场当诱因，用投资、技术、贸易金融来控管，最后在美国的价值链上被放在一个特定位置，只要有任何国家想超越就会被打压。
他说，这种生产分工体系是美国人设计，日本人称“雁行理论”，实际上就是美国不说破、但指定参与国的介入范围，这没有想像中的全面自由化或全面的竞争，例如韩国想超越日本就被美国打压下来，确定生产分工虽不是坏事，问题是谁来决定？
他表示，中国的内循环会追求机械、全面自动化作业、跨世代的投资形成运作。例如中欧网路平台串整，让整个欧亚大陆投入后，可透过较公正的技术与生产平台的提供，让参与国家不必再走一次美国建构的相同路径，也就是制造高污染环境，还可以运用欧洲的人才、管理等能力，减少重覆投资、减少污染，提升人才为导向的竞争。另外，过去美国介入各国政治甚深的情况也不会发生。
他指出，以目前整个太平洋的国际价值链来看，中国可以透过内循环展现软实力，也可以降低外循环的使用与依赖。例如鸿海是外循环很大的组装厂，如果中国不再保证每年提供150万劳工，让人民选择志愿及透过价格竞争，鸿海订单自然会减少，中国的支持也会减少，而因为有内循环运作，也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外循环因此萎缩。
卢信昌表示，华尔街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以及中国移动下市是另外一个证明。因为过去15年来中国对美国的投资与金融参与、让美国赚钱，并没有建立中美互信，既然让利上市这条路被封掉，中国就减少对外循环的支持，进而减少对美国依赖与恐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