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上述事实也标志着中国经济增长贡献因素的构成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净出口、投资和消费)中，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升，2018年达到76.2%。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城乡居民消费占到70.0%左右，与2008年相比提高幅度巨大。
把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拉动力，需要从前者的三个主要构成因素着力。一是人口因素。这既取决于人口规模，也取决于人口参与经济活动的程度。在正常情况下，需着眼于最大限度提高适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即扩大就业；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则要尽快让劳动者和创业者各就其位，恢复经济活动。二是收入因素。这既包括居民收入水平，也包括消费倾向。在正常情况下，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有助于形成大规模消费能力；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则需要进行特别的收入扶助和消费引导。三是供给因素。其中，包括产出数量和供给品种。在正常情况下，应着眼于服务业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发展；在应对疫情冲击时，则要尽快推动服务业复苏，特别是借助互联网时代的新平台，创新服务新模式，提升商业便利性。
充分挖掘消费需求潜力的着力点
文章指出,鉴于第三产业和居民消费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因素，也是遭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及之后，促进第三产业复工复产和激发居民消费活力，便成为恢复经济活动、稳定就业和保障民生的切入口。在之后促进居民消费活动逐渐回归正常的同时，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殊消费潜力值得关注，未来可通过市场细分策略予以充分挖掘。
一是可补偿性消费。通常，冲击性事件对正常消费产生的抑制得到解除后，消费者从实际需要和心理因素两方面产生一种补偿性消费倾向。这时，消费者对于那些需求弹性大，同时也是消费受到最明显抑制的商品，会产生超常规的购买需求。在疫情防控过程中消费减少的一些家庭用品，特别是相对高端并且不适宜线上购买的品牌商品即属于此类。最近一些消费意向调查显示，消费者特别是年轻消费者的这种补偿性消费已经在跃跃欲试。
二是可替代性消费。在某些商品或服务的需求不能得到满足的情况下，那些具有相同效用或者相似消费偏好的其他商品或服务，可以成为替代消费的对象。受疫情影响最大并且恢复起来难度较大的聚集性、体验式消费，如旅游、影剧院消费、群体性消费等，便可以转向更加私密性且具有类似效用的其他消费项目或采用不同的消费模式。比如，传统的组团式和以景点为目标的旅游项目，不仅可能被更加个体化和分散化的休闲式、知识性旅游项目所替代，而且可能形成旅游业的新增长点。
三是可引导性消费。这主要是指随着消费理念的变化，消费者偏好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培养的消费内容。受此次疫情影响，人们对与健康生活相关的新型消费需求必然会不断提升。比如，人们对保健类产品、体育健身活动、改善家居卫生和环境的装修以及更具私密性的交通工具等的需求，未来都可能形成新的消费热点。
要看到，未来从上述方面挖掘额外的消费需求潜力，需要市场与政府协同发力。公共卫生事件对经济增长造成损失的情形，形成一种重大的负外部性，意味着市场出现了暂时性的失灵。这时，加快修复乃至补偿已有的损失，需要政府更好发挥作用。这包括对低收入者和受冲击者进行补贴，增强其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对第三产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给予特殊的援助和扶持，从供需两方面做好准备，迎接预期的消费高潮。同时，还要鼓励和引导消费服务业创新经营模式，特别是围绕电子商务新业态、社区服务业等领域加强创新发展，以线上消费带动线下消费，从而更好推动潜在消费倾向转化为现实消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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