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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军捷(中评社资料照) |
中评社香港4月5日电(作者 吴军捷)我的父亲吴柏松,1925年出生于香港城市贫民家庭。爷爷曾经当过香港警察,是九龙少有的“华人杂差”(便衣侦探),可惜英年早逝,三十多岁死于伤寒,留下三子二女,靠奶奶打零工养活。大姑姑很早出嫁,叔叔卖给了一个商人,伯父成年后,当了海员,漂泊四海。爸爸和小姑姑与奶奶相依为命。
1941年日寇入侵,香港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奶奶和父亲被日本鬼逼去石场砸石子,供日本人修机场和公路。有一天劳累回家,才发现发烧在家的七岁小姑姑已倒毙多时。
日寇的横行,激起年少的父亲极大愤怒。后来,父亲在餐厅打工,一见日本鬼来餐厅,就偷偷在咖啡、奶茶里吐口水以泄愤。到了十八岁,父亲再也忍受不了国仇家恨,辞别小脚的奶奶,回到家乡淡水参加打日本的游击队。
加入共产党领导的东江纵队后,因为读过几年小学,很快就派往干训班学习。经过几个月的学习,回部队任政治服务员(排级)。父亲回忆说,打游击很艰苦,睡山头,吃野菜,常拉肚子。有一次得了痢疾,无药可治,军医让吃子弹里的火药,竟然治好了。战士们天天都盼打仗,因为打仗前有一顿好吃的。打胜仗还会杀猪屠狗,每人先吃一包“保济丸”,再大吃一顿。
一次战斗,他们的中队负责打掩护,大部队打了胜仗,撤走了,没有通知中队,敌人援兵包抄上来,中队被打散,指导员牺牲,中队长只身走脱,父亲带领余下几十个同志突围找回部队,受到表扬,升任中队指导员。
1945年父亲在坪山司令部开会,看表演时,竟然认出了台上的一位小演员是自己的亲弟弟,兄弟意外重逢在抗日战场。父亲回忆说,当时在司令部还听过被游击队营救的美国飞行员科尔的演讲,印象很深的有这么一句话:“今天我是从天上降临香港,将来我一定要从海上再访问香港,感谢香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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