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美关系发生了什么变化？
虽然德美关系的整体框架因历史原因相对稳定，但并不意味着其内涵一成不变。德国越来越多向美国说“不”，这不仅仅是领导人个人意志对决，更是两国基于自身发展条件与利益诉求变化产生的矛盾所引发的必然结果。一方面，德国作为“冷战前线”被美国大力输血而设计的上层建筑，如今越来越难以为继。另一方面，美国不仅不向德国提供生产要素支持，反而在战略收缩的同时，不让德国与美国所“讨厌”的国家合作，所以德国必须向美国说“不”。
第一，德国内部变化。经济基础层面，德国经济结构虽然保持稳定，但是在科学技术层面却未能跟上信息技术革命。信息革命出现并普遍民用化商业化并非如大众所认知那样，由几个横空出世的天才（如比尔•盖茨）在车库里“被上帝的苹果砸中”，从而灵光一闪开启人类新时代，而是美国军方为服务全球军事指挥系统历经几十年机密且不间断的技术积累的结果。因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失去对手”，因此公开技术，并服务于民用。德国二战后在军事科技研究上受到严格限制，因此同期没有技术积累过程，长时间内只能受制于美国，甚至发生“窃听门”事件。上层建筑层面，德国社会内部矛盾更加复杂，如人口老龄化，“难民潮”等问题增加社会治理成本；外部尽力维持欧元区货币稳定，甚至在新冠疫情后向全欧洲输血“重振欧洲”，外交成本负担极重。德国在未能跟上技术信息革命的同时社会运转成本日益高企，德国必须寻求出路。
第二，美国变化。美国战略收缩严重损害德国利益。前文所述德美关系基础有一个基本未发生变化的前提条件是，美国作为联邦德国盟友，因其在欧洲有冷战和产业发展利益诉求而对德国大量转移资本、技术、产业。德国经济迅猛发展，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在此经济基础上，德国建立“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的上层建筑。然而，美国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量向全世界转移实体产业虽然为美国带来巨额财富收益，但是却给美国国内带来较之以往更多且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因此美国不分党派地尝试回调实体产业，从奥巴马就开始“我们能够改变”（We can make change），到特朗普不择手段要求海外美国企业回归以“重振国威”（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美国战略收缩挤压盟友利益空间，加上与德国自身问题重叠，使得德国社会高成本上层建筑越来越难以为继，又不让德国寻找新合作者，德国必须要根据需要对美国说“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