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要在成熟领域尝试负面清单管理。预计贸易投资便利化仍将是下阶段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头戏。建议按照“十三五”规划提出的逐步建立外汇管理负面清单制度的思路，推进相关改革。比如说，在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的情况下，可尝试对经常项目外汇收支管理建立负面清单。如果贸易便利化只是简化一个个凭证、一道道手续的零敲碎打，将会影响市场获得感，挫伤市场积极性。再比如，跨境直接投资的可兑换程度已经比较高，也可以适应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提高、弹性增加的新形势，考虑引入负面清单管理。负面清单之外的交易，则从规则监管转为原则监管，适用于国际通行的KYC展业原则，严格履行“三反”义务。
第四，要坚持风险可控前提下先行先试。现在国内批准了很多特殊经济区域（如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等）和区域经济发展规划（如粤港澳大湾区规划、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等）。这些规划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打造与国际经贸规则接轨的对外开放高地，彰显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决心。我们可以在这些地区先行先试一些金融改革开放举措。这些试点应该按照市场有需求、机构有能力、监管有抓手的原则，坚持立足服务实体经济，围绕区域功能定位，梳理体制机制障碍，进行金融创新。要做什么就吆喝什么，避免概念性、口号式的炒作；要做什么就像什么，获得试点资格后，应该对标国际规则和立足本地实际，进行方案和流程设计。
近期业内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讨论，将当前形势有利作为出发点，这仍没有逃出功利性开放的范畴。鉴于当前内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较多，如果根据资本流动形势的预判来决定开放进程，势必将来有可能因形势变化而逆转开放安排。况且，即便出现趋势性的资本流入，也不一定就是好事。上次危机应对主要经济体大放水，造成新兴市场资本过度流入，就埋下了后期美联储货币政策正常化，美元利率走高、美元指数升值，新兴市场金融动荡乃至危机的隐患。因此，设计制度型的金融开放路径，应该稳扎稳打、稳中有进，要有“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觉悟。
此外，扩大金融开放还要增强对市场波动的容忍度和承受力。在汇率越来越市场化，央行基本退出外汇市场干预的情况下，决定资本流向的是经常项目收支平衡。当经常项目顺差时，资本项目必然逆差；经常项目逆差时，资本项目必然顺差。经常项目顺（逆）差越大，资本净流出（入）规模就越高。同时，资本流入不意味着人民币汇率升值，资本流出也不意味着人民币贬值。如果股市汇市涨一点就喊热钱流入，跌一点就说资本外逃，那么开放就是自寻烦恼。在扩大金融开放过程中，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统计监测和分析，坚持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确立买者自负和风险中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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