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进入“新冷战”之际，中国有一些替代品能够为中国“守住经济堡垒”。撤销香港关税地位的普遍辩护理由是，这将迫使中国走到经济崩溃的边缘，从而迫使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妥协”，然而，这种观点依赖于严重过时和错误的经验假设。深圳和上海已经成为区域性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中心，过去20年快速的经济改革和现代化，使中国能够在上海和深圳培育出强大、联系紧密的商业中心，而广州或青岛等其它沿海城市则发挥着关键的补充作用。香港曾经是全球最繁忙港口的地位，现在已被广州、上海等内地竞争对手所取代。目前，与上述许多城市相比，香港单独的关税和关税安排使其成为更有吸引力的中介和进入中国内地的门户，但鉴于中国的人口和消费能力，企业不会轻易放弃中国。一旦香港与美国的特别安排被废除，美国的贸易很可能只会在中国内地管控更严格的城市之间改变路线和重新定向。
也许支持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的争论源于边缘政策的考虑——美国认为中国在虚张声势，并希望中国外交官能有一些妥协的动机。然而，这一论点忽略了几个关键方面。首先，中国政界人士可能已经考虑到了港区国家安全法可能带来的后果和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应，并承担了他们经过计算、可以承受的风险。
正如中国政治史上的先例所显示的那样，中国官员是“底线心态”的虔诚信徒。在大多数领域的妥协是合理的，但在某些政治底线上的妥协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在北京的管理者看来，在这个关键时刻，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屈服，不仅会危害国家安全，而且还会对国家的国际信誉和政权的内部合法性造成致命的伤害。如果表现得像是对美国虚张声势的卑躬屈膝，就会严重削弱政府争取更好贸易条件的能力，以及在欧洲、中东和非洲建立铁腕外交关系的能力。在国内，北京方面更加别无选择，只能对香港采取严厉立场，以平息内部的异议和幻灭。香港与美国的关系所带来的对大陆的经济贡献——尽管肯定不是微不足道的——与上述考虑相比，其重要性要小得多。
“虚张声势”的论点假设，中国无法在经济和政治上更加一体化的香港，但很明显，美国与香港的脱钩（在签证安排和科技方面）只会加速香港融入大中华区。对资本外逃的担忧是合理的，但被夸大了——由于香港的政治不确定性和动荡，资本很可能正在逃离香港，但中长期内可能会回到香港或进入内地。鉴于投资者出于更广泛的意识形态考虑而回避中国，美国与香港关系的转变对他们的投资决策几乎没有影响。上述情况表明，美国对香港采取的行动不是“声援活动人士”的行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