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7月2日电／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所言，“康德的早期著作较多涉及科学，而较少关系到哲学。”1755年，康德（1724－1804）发表日后被视为他最重要的科学著作《自然通史与天体理论》——尽管其中提出的“星云假说”要早于拉普拉斯（1749－1827），但由于作者籍籍无名，很长时间这一著作在科学界几乎无人问津。同时，更少有人留意到：该书的出版与里斯本大地震恰好在同一年——在此之后，康德的学术研究由自然科学更多转向广义的哲学（包括伦理学与政治学）。而康德的这一转向，在德国以及欧洲启蒙运动思想史上亦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个中缘由，颇值得探究。
里斯本大地震与十八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进程关系重大，这一论断已是当代西方史学界的共识。大地震最直接的后果，是原本内外交困的葡萄牙海洋帝国经此沉重打击，最终走向解体。与此同时，随着阻碍自由思想传播的天主教耶稣会（及其所属宗教裁判所）被取缔，该国的思想启蒙运动逐步与英法等国接轨，神权（或教权）逐步由新兴资产阶级掌握的世俗权力所取代。以庞巴尔侯爵（1699－1782）为首的改革派在整肃教皇派政治对手之后，放手推动葡萄牙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全方面变革。正是这些变革，将落后的葡萄牙引领走上早期现代化之路。而放眼欧洲范围，这一事件在“文人共和国”内部引发的争论则标志着启蒙运动中弥漫的乐观主义精神的终结。
众所周知，西方文明的重心自中世纪后期开始从地中海向大西洋转移，而葡萄牙地处地中海与大西洋的接合部，首都里斯本港更是进出地中海的咽喉要道。照葡萄牙历史学家J.H.萨拉伊瓦的看法，中世纪后期的地中海是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峙、斗争和相互渗透的分界线，而葡萄牙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先进的航海、造船技术，也为它早于其他欧洲国家向海外扩张提供了有力保证。时至十八世纪中期，尽管海外殖民的势头有所减缓，葡萄牙在欧洲仍具举足轻重的地位，直至大地震来临。
地震固然是天灾，但并非无迹可寻。早在地震前近半个世纪，德国思想家莱布尼茨（1646－1716）在他的哲学名著《神义论》（1710）中便做出预言：“一个卡利古拉（Caligula），或一个尼禄（Nero），祸害比地震大得多。”——他暗讽的是葡国历史上第一位实行绝对专制的国王若奥五世（1689—1750）。而在地震前一年，即1754年8月，英国小说家亨利·菲尔丁在游览里斯本后称之为“世界上最肮脏的城市”——尽管后者当时是仅次于巴黎、伦敦的欧洲名都，并以富庶繁华着称于世。当地贵族、教士阶层的骄奢淫逸给这位“英国小说之父”留下了深刻印象——“肮脏”一词绝不单指里斯本的街道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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