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冠疫情使国际安全形势急剧恶化
冷战结束后，长期笼罩世界的核大战阴云消散，世界和平有基本保障，但是独霸世界的美国在全球大肆武力干涉，国际安全和地区稳定反而受到严重威胁。在南北矛盾和地缘政治矛盾同时激化与文明冲突悄然形成的复杂形势下，美国全球霸权主义肆虐终于遭致九一一恐怖袭击，“后冷战时代”戛然而止。在所谓“后后冷战时代”或“九一一时代”，美国的全球反恐战争使国际安全局势动荡不定，急剧凸显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与传统安全威胁交织成一幅异常复杂的国际安全图景。尽管如此，由于大国相互依存加深，在反恐反扩散领域原则上相互合作，大国战略竞争大体上没有明显加剧，世界和平与发展总体上完全有保证。然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强调大国竞争而非反恐在其国际安全战略中的优先地位，强力实施以中俄为主要战略威胁的国家安全战略，致使大国战略竞争激化。尤其是，新冠疫情在美国选举年爆发，其严重的社会分化、种族仇恨和政治极化被弗洛伊德案火上浇油，全美陷入骚乱和分裂之中。
志在连任的特朗普政府，为了转移选民对政府抗疫不力、经济衰退和种族不平等的强烈不满，在猛烈攻击民主党和拜登的同时，一边藉疫情肆意抹黑和无理指责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甚至在全球抗疫的关键时刻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一边在中东、东欧、东亚三大地缘战略区同时加大对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威慑。因此，世界面临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同时急剧上升这一史无前例的复杂严峻形势。
国际安全演变史表明：当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威胁受到世人高度重视之前，大国敌对及其导致的地缘政治冲突、军备竞赛、地区动荡乃至大规模战争一直是世界面临的主要安全威胁；而当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为主要国际安全威胁时，国际社会往往能够合力应对共同威胁，而大国竞争相应趋缓，传统安全威胁下降，九一一事件发生后是这样，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也是这样。然而，新冠疫情爆发以来，首次出现了非传统安全威胁急剧上升时传统安全威胁随之急剧上升且两者相互加剧的局面。面对百年不遇的全球性大瘟疫，本该合作抗疫的国际社会却严重分裂，各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没有为应对疫情做充分准备，不是集中力量抗疫，而是在对华全面交通封锁的同时无端指责中国应该为疫情全球蔓延负责，并在政治意识形态和军事安全方面寻求与华对抗（比如在台海、南海和香港等问题上不断对华挑衅），致使世界面临陡然上升的传统安全威胁，这反过来更加不利于国际社会合作抗疫。不夸张地说，国际安全形势正在快速恶化为二战结束以来最复杂最严峻的程度。
四、中美正在快速接近彻底摊牌
在以上三大严峻局势的影响下，中美正在急剧陷入全面对抗之中。全球化是联接中美两个世界性大国的纽带，也是冷战后两国最大共同利益所在。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中美建交和二战后新一波全球化兴起，联手抗苏的中美终于完全从死敌变成准盟友。此后，中美关系虽经历多次大波折，但总体上不断密切、强化（官方判断是“总体上不断向前发展”），双方都从全球化中获益颇丰。新冠疫情下全球化遭受重挫，必然沉重打击中美关系。由于全球化主要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全球化重挫自然意味着世界经济严重衰退，从而必然严重影响中美经济关系及各自经济发展。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严重受挫，导致中美“半脱钩”。此外，部分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矛盾激化，部分由于美国大力实施大国竞争战略，以及两者的相互作用，国际安全形势急剧恶化、异常复杂，必然严重影响中美政治关系和安全关系。总之，就国际关系而言，中美关系成为新冠疫情下的最大受害者。而急剧恶化的中美关系反过来严重影响全球化、世界经济和国际安全形势。这两者间的恶性循环不仅是当下全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而且正在把业已陷入全面对抗的中美推向彻底摊牌的深渊。
自新冠疫情从中国突然爆发以来，美国不是对华施以援手和与华合作抗疫，而是率先对华封锁，诬蔑中国制造病毒和隐瞒疫情，要求中国担责和赔偿，甚至威胁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和拒付对华债务。一贯反华的美国国务卿彭佩奥充当反华急先锋，藉疫情多次无端指责和恶意攻击中国，极尽对华诬蔑之能事，大肆干涉中国内政和别国对华交往，极力拉拢和胁迫别国共同遏华。他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中国“使美国处于危险之中”、“正在摧毁西方文明”。在多数美国民众误以为中国应该担责和共和、民主两党一致反华的氛围中，起初曾称赞中国抗疫成效的特朗普竟亲自举起反华大旗，公开称新冠病毒为“武汉病毒”，指责中国泄露病毒并隐瞒疫情导致其全球扩散，扬言要追究中国的责任。中国官方及主流媒体则对美国政府及反华媒体发起公正而强烈的反击，多次不点名批驳特朗普的对华攻击，尤其是反复点名批驳彭佩奥的荒谬言论、反华立场及其卑劣人格。中美官方如此高频度相互攻击，为中美和解以来所仅见，中美关系恶化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此外，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美国在经贸、科技、台海、南海、香港、新疆等几乎所有涉华问题上显着加大遏华力度：不断增加制裁中国企业的所谓“实体清单”，尤其是加大对华为的打压；以政治军事等各种方式力挺“台独”势力以武拒统（比如，蔡英文竞选获胜和就职时，彭佩奥都致电祝贺；再比如，截至6月4日，美舰今年已7次高调穿越台湾海峡）；藉涉港国家安全立法制裁中国和取消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频繁在南海挑衅中国，多次以联合军演的形式在南海耀武扬威；诬蔑中国在新疆建劳改营并大规模迫害穆斯林，等等。
冷战后，笔者一直对中美关系持谨慎悲观看法，即使在美国同意中国入世、九一一后中美有限合作反恐、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华期望上升的乐观形势下。之所以根本上对中美关系悲观，是因为中美之间存在至少五大结构性矛盾：⑴两种根本对立的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矛盾（即“两制”矛盾）；⑵新崛起大国与既有霸权国的矛盾（即“修昔底陷陷阱”）；⑶海陆复合型大国与海洋霸权国的矛盾（地缘战略矛盾，斗争焦点是台海、南海、东海）；⑷两种不同发展道路及发展模式间的矛盾（即“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矛盾）；⑸两种迥异文明间的矛盾（即美式个人自由主义文化与中华集体主义文化）。随着中国崛起进程不断推进，这五大矛盾不仅无法解决，而且必然逐渐激化，直至中美陷入全面对抗乃至彻底摊牌。
（全文刊载于《中国评论》月刊2020年8月号，总第27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