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最大的利益考量，是赢得下届选举。在美国，全球化的趋势影响了经济和社会版图，一些团体和地方某种意义上被边缘化。民主党占优势地区总体上迎合全球化浪潮，支持自由贸易和国际价值观；共和党占优势的地区因未能充分享受全球化成果，公众坚守保守的宗教和乡村价值观，民粹主义的阴谋论很有市场。美国的两党制和选举团制度加剧了所谓“红色州”与“蓝色州”之间的“摇摆州”，以及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民意分歧。〔21〕因此，面对新冠疫情蔓延，特朗普政府不是举全国之力抗击而是藉“替罪羊政策”稳固基本盘并努力争取“红色州”选民。封城和保持社交距离等紧急措施是遏制冠状病毒传播的最佳选择，美国科学界对此早已有共识。〔22〕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却以限制社交政策是对人身自由和宪法赋予的公民权利的侵犯为由拒绝接受。在狭隘观念驱使下，特朗普的支持者甚至不太担心病毒感染危险。盖洛普民意调查2020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仅42%的共和党人“非常或有点担心”潜在感染风险，而民主党人中这一比例高达64%。〔23〕对冠状病毒严重性的忽视一定程度上与特朗普支持者的信息来源的选择有关。他们更偏向于从保守的福克斯新闻和拉什·林博秀等电视节目获得疫情信息。〔24〕
特朗普的执政风格备受争议，任期内腐败、滥权、与俄罗斯勾联等丑闻迭出，最终导致遭到众议院弹劾。特朗普及其支持者认为是政府内部的反对势力捏造了这些丑闻，用意是打击特朗普、共和党以及“美国核心价值观”。〔25〕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一事上，相当数量共和党人将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DC）视为反特朗普势力的工具而非维护公众健康的专业机构，怀疑这一机构夸大冠状病毒威胁以贬损政府的领导力。〔26〕特朗普对国家机构和专家的评估极不信任，这是其抗疫措施缺乏持续性、合理性的重要原因。
随着冠状病毒在全美蔓延，特朗普变本加厉地把矛头指向中国。先是不断指责中国隐瞒疫情，而后称新冠病毒为“中国病毒”，暗示病毒由中国实验室制造并因管理不善外泄。这一切的直接目标指向仍然是选举利益。在新冠疫情之前，特朗普把竞选连任的“宝”押在美国经济增长上，反复宣称将“使美国再次伟大”。疫情来袭后经济成就无从谈起，民主党人指责其抗疫不力导致经济衰退。随着选举的临近，特朗普和共和党显然认为“替罪羊策略”可作为新的竞选的筹码和胜选路径。于是美国保守派政客和媒体不停地宣扬针对中国的阴谋论。特朗普甚至声称美国不仅受到病毒冲击，而且受到中国人的攻击。其支持者打出的危言耸听的政治广告，宣称“中国抢走我们的工作，杀死我们的人民”。〔27〕全球化和互联互通的时代里，各国和平共处彼此尊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美国无视中国在全球秩序下建设性作用的咄咄逼人的举措，实际上挑战着现有全球秩序。
这种策略短期内可能有利于其竞选，长远来看无疑危及全球地缘政治。〔28〕当然，即使没有新冠疫情，美国遏制中国的意图也已十分明显。特别是特朗普上任后两国矛盾表面化、激化。特朗普从竞选到当选后，反复宣示要“击败敌人”，声称中国夺走美国人的就业机会，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和技术。〔29〕反华心态直接导致了双方持续至今的激烈的贸易摩擦。
二、中国：全球治理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负责任大国
冷战后美国藉经济援助在发展中国家强行推销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这种无视发展中国家文化、历史和经济发展水平多样性的做法遭遇失败。“华盛顿共识”推出数十年，西方向非洲国家注入了超过一万亿美元“援助资金”，许多发展中国家依旧经济成长步履蹒跚，贫困率居高不下，社会和政局动荡不安。“（西方）援助使贫困人口更贫穷，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实际上援助本身就是问题所在。”〔30〕不仅无法实质性助益经济社会发展，这种援助资金还使相关国家形成发展依赖思维，并助长腐败文化。
中国基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建设成果和丰富的发展经验积极开展对外援助，并向发展中国家展示了一种不同于西方的发展方式。以失败的经验为背景，西方政客和媒体批评中国对非洲等地的援助主要目的在于本国利益、有意识形态企图、不关心受援国长期福祉、忽视人权等。〔31〕但显而易见的事实则是，在新自由主义秩序之下的非洲不仅崩溃，而且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区。〔32〕经济学家丹比萨·莫约指出：“在西方‘善意和透明’的援助下，非洲最臭名昭着的掠夺者和专制者已经兴起……”〔33〕，“普通非洲人根本没有从（中国援助）中受益，这很荒唐。批评家们知道这是一种谬论。”〔34〕中国面向非洲等国的援助与经济交往关系不仅可减少西方援助项目中普遍存在的腐败现象，而且有助于促进投资、减轻贫困。〔35〕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援助与受援国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一致，重点投入道路、桥梁和发电厂等能助力当地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36〕这对于筑牢相关国家经济起飞的基础至关重要。
崛起的中国为世界和平做出了贡献。中国是负责任、遵从国际准则的全球治理参与者，1979年以来未与任何国家发生战争或推行“代理人战争”。中国大力支持联合国工作，积极融入现有国际秩序，到2020年已成为联合国第二大出资国。维和方面，中国派出的维和人员远超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常任理事国，截至目前共派遣2500名军人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有统计称，在联合国安理会近年的190项决议中，中国对182项给予了支持，这些决议主要是“对违反国际规则和准则的国家实施制裁”。〔37〕
中国是负责任的全球经济参与者。美国多次指责中国“重商主义政策”损害美国经济，但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明确指出“不能说中国的做法使美国经济每年减损0.1%的增长”。〔38〕事实上，正是美国和欧洲联盟言辞中支持自由贸易，行动上倒向了贸易保护主义。〔39〕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拒绝向泰国提供贷款，要求泰国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进行政策调整。中国向泰国提供十亿美元贷款并稳定人民币汇率，防止了东南亚金融状况进一步恶化。同年，中国与东盟建立“东盟+3”共同基金，旨在说明该地区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金融危机。〔40〕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中国同意增购美国国债，为稳定美国乃至全球经济做出了贡献。〔41〕
新冠疫情肆虐之下，中国扮演了负责任大国的角色。与美国收缩的孤立主义外交不同，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合作应对新冠的全球蔓延。为转嫁疫情蔓延责任，特朗普指责世界卫生组织与中国合作掩盖疫情严重性，并宣布将终止与该组织的合作（现已退出世卫组织）。中国则增加对世界卫生组织资助，支援现有的多边机构，积极向各国分享新冠病毒测试和治疗的信息与经验。〔42〕孤立主义政策的特征之一是坚持“美国优先”，因此特朗普政府拦截其盟友加拿大和法国的口罩等医疗物资，优先缓解美国医疗设备短缺的问题。这种态度使相关国家对美国在危机时期作为盟友和“全球领导者”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和企业已向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包括医用口罩、防护服、核酸检测试剂、呼吸机等在内的众多物资援助，其效果已经显现出来。〔43〕在各国政府未能有效抗击病毒、民众陷入恐慌之际，中国的“口罩外交”援助给全世界留下积极印象，向各国领导人和民众展示了一个崛起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三、中美共处之道
如本文第一节所述，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和中国的崛起给美国领导人带来极大焦虑。新冠疫情对美国社会经济的打击与总统大选周期相碰撞，使得特朗普和共和党把中国当成“替罪羊”。事态的恶化可能加剧人们对中国在全球政治中的作用的误解，也将使美国政治体制更加难以容忍中美之间的分歧。“替罪羊”策略使美国政客倾向于通过制造中美矛盾来缓和国内政治分歧。格雷厄姆·艾里森建议大国领导人在外交决策前要像“成人”一样考虑国际秩序现实。〔44〕与其遏制中国，美国事实上应该接受单极格局结束的现实，抛弃各国都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安排的不切实际幻想。〔45〕政治学家撒母耳·亨廷顿同样认为“世界安全的前提是接受全球多元的存在”。〔46〕
美国应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必然追求其国内外利益、思想、发展模式和目标得到认可。美国政府近期的言行与世界对多极化和多元文化主义的需求背道而驰。随着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疾病、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经济危机等全球性问题愈加复杂，应对难度增加。有效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在国际、国家和地方等各层次通力合作。〔47〕历史上的疾病大流行曾促进了国际合作。美国和前苏联在全球范围内携手应对小儿麻痹症，2003年SARS爆发期间中美进行了密切协调与合作。〔48〕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尤其需要各国政府、多边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广泛合作。美国放弃多边机制应对新冠疫情的代价显然是高昂的。特朗普政府应承认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效率和成就，而不是恶意诋毁。正如政治学家安德鲁·南森所说，美国应该客观认识中国“对世界福祉的贡献”。〔49〕
彼此合作的多极世界的维持，要求现有霸权国家承认和接纳新兴大国的利益诉求。对中国而言，国家领土和主权完整属于国家核心利益，为了维护这一利益以及民族团结中方可能采取任何措施。如果对这一点有充分认识，特朗普政府就不应在中国的民族问题上说三道四，在疫情中也不应挑衅性地游说一些国家支持台湾加入世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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