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务之急是要建立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把上市公司放在玻璃鱼缸中，时刻接受投资者的监督。证券监管机构加大打击力度，对于那些公然违反法律规定的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实施严厉的制裁措施，追究其刑事责任，确保上市公司的外部投资者在公平环境中从事投资活动。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上市公司数量和规模与综合指数价格之间没有必然联系。虽然一些国家的股票市场综合指数价格不断上涨，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上市公司的数量越来越多。分析中国货币政策，必须把货币政策的影响与资本市场的表现适当区分开来，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因为那样很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
我国一些经济学者分析中国经济问题的时候，很善于进行横向比较，通常使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学理论，分析中国经济问题。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的现代化。分析中国经济问题既要充分考虑到中国与世界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同时也要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譬如，分析“弗里德曼悖论”的时候，必须充分意识到中国货币政策的走向，仔细研究资金流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只要考察中国货币政策实施过程中资金动向，人们不难发现，无论是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增加财政补贴，还是加快国有企业兼并重组步伐，其目的都是为瞭解决公有制条件下，资源合理配置问题。
当然，通过增量解决存量问题，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还可以深入研究。但是不管怎样，如果忽视了中国实际情况，没有看到我国货币政策调整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关系，那么，很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国家货币政策对于那些依靠海外融资发展起来的网络平台企业和数字产业领域的高科技企业不可能起到促进作用。在我国经济结构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的情况下，增加发行货币量可能会适得其反。弗里德曼作为美国著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断定任何通货膨胀都是由超量发行货币的结果，从一般情况来看，判断完全正确。但是，由于中国超量发行的货币，并没有直接流向新经济领域，而是大量沉淀在国有企业，由国有企业增加投资，加快基础设施建设的步伐，因此，很难把货币发行与通货膨胀联系起来。不少学者鹦鹉学舌，认为超量发行货币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他们忽视了弗里德曼判断的基本假定，忽视了中国货币的流向，因而难免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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