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通过减少部分数据，就能让对数据动手脚的人免责，或者至少可以减轻惩罚，那么，为什么不干脆“下手再狠一些”，把数据做得再“合适些”，岂不是更方便甩锅？
通过和最终公布的数据对比，两组数据的误差都在合理范围内。按照统计学的一般原理推算，这应属于统计方式方法上的疏漏，而不是刻意的瞒报。必须要说，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第三，为什么会出现前后两组数据的出入？
这实际是个技术性问题，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通报对此作了充分说明。在疫情突然袭来的早期，湖北特别是武汉的疫情防控需求同救治能力之间，呈现出一条悬殊的鸿沟，不仅病毒核酸检测能力十分紧缺，而且重症和危重症救治资源异常紧张。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很难保证不留死角、不存遗漏，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没有及时应对和统计的案例。各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实，都为此提供了充足的论据支撑。
疫情席卷全球，让我们愈发看到病毒疫情的狡猾与人类认识的有限。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好万全准备。将有限的医疗资源集中用于重症救治和危重症救治，成为疫情早期最为理性的抉择。相信每一个正在经历疫情大考的国家和社会，都能够体会到生命关头艰难抉择的滋味，更何况两个多月前，面对一场遭遇战、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和中国人民。
事实上，随着全国驰援力量的加入和应收尽收各项举措的落实，这个方面的问题在湖北和武汉很快得到了解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