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论中国地缘政经环境的多维互动与战略平衡 作者：赵伟（西安），西安翻译学院教授；石洋（厦门），通讯作者、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博士生
【摘要】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是全球地缘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复杂性源于历史交融、地理空间、区域热点、经贸连接等动态叠加。本文着重剖析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多维互动特征，聚焦周边领土争端、外部战略围堵、大国博弈效应等多重安全风险挑战，提出“多边机制”“筑岛破链”“底线思维”“合作共赢”协同的战略应对逻辑，为理解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提供系统性分析框架。
引言
地缘政治和经济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基础，其核心在于地理空间与政经权力的互动关系。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始终处于动态演变中，具有包容性、脆弱性和复杂性等多维特征。作为欧亚大陆东端的核心国家，中国周边邻国众多，经贸交流合作密切，大国博弈效应叠加，区域冲突热点频发，既是安全风险的“高发区”，又是全球产业链的关键节点和经济发展的“机遇带”，更是陆权与海权交汇的“十字路口”。随着国际权力结构的深度调整、美国“印太战略”的加速推进以及地区矛盾冲突的联动发酵，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呈现“风险与稳定幷存、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复杂形态。本文通过多维度分析，揭示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的基本特性、安全风险和战略应对逻辑。
一、中国地缘政经环境的多维互动特性
中国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极为复杂，在历史交融、地理空间、社会经济、宗教文化等方面具有多维互动特性。
（一）历史交融的包容性和多样性
中国作为东亚文明的中心，处在一个相对独立和封闭的地理单元：国际地缘政治所描述的“世界岛”最东端，即亚欧大陆东亚板块。长期以来地理环境的相对隔绝有效阻隔了大规模外来移民的进入，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华文化圈，广义上包括朝鲜半岛、中南半岛、日本列岛等。历史上中华文明的外来威胁主要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挑战，表现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剧烈碰撞。当农耕文明强盛时，中原王朝可以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而当农耕文明衰落时，中原王朝就陷入危机困境中。无论是向外扩展和延伸，还是内部更替和沦陷，中华文明都能在“冲突——适应——融合”中不断吸收各种文明的养分，形成包容性和多样性的文明特征。然而，相对封闭的农耕黄土文明在大航海时代来临时却放慢了前进的步伐，在海权全球扩张中逐渐落后于通达开放的蓝色海洋文明。近代中国大门的打开正是西方殖民者从海上开启了封闭数千年的中国门户，令中国逐步沦为被列强瓜分的半殖民地，使中华文明屡次因海陆双重威胁而陷入严重的安全危机，尤其是1895年甲午战争更是把中国带到了国力滑坡的谷底，然后置之死地而后生。觉醒后的中国人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内忧外患和浴血奋战，于1949年艰难地站了起来，不再被列强凌辱；又经过30年的努力拼搏和先后四次“立国战争”才站稳了脚跟，创造了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再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快速发展，终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高峰。当前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推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与交流，致力于营造和平、稳定、合作的周边环境。
（二）地理空间的便捷性与脆弱性
中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东部濒临太平洋，西部深入欧亚大陆腹地，是典型的“陆海复合型”大国，边界线总长4万公里，恰巧与地球周长耦合。这种地理特征赋予中国独特的战略优势：在陆权扩展方面，陆地边界2.2万公里，与中亚、东南亚、南亚和东北亚形成深度的陆上联通，西部陆路通道过去因运力限制难以有效发挥而一度沉寂，如今随着陆路快速交通和大基建的推进，陆路运输的便捷性日益显现，交通线路缩短、运输速度加快、运输时间节省、交通工具更新换代和新能源开发利用等因素使运输成本大幅降低，运输效率明显提高，尤其是高铁大规模的兴建使长距离的快速陆运成为可能，覆盖欧亚主要国家的中欧班列陆续开通，运量大幅增加，运输时间不到海运一半且日益缩短，吸引越来越多的国际贸易货源，成为便捷的陆路通道，改变了全球交通格局，从而影响世界贸易格局。在海权潜力方面，中国海岸线长达1.8万公里，管辖海域约300多万平方公里，是东北亚至东南亚海上通道的重要枢纽，过南海经马六甲海峡年均通过的中国商船超60%。陆海兼备的地理空间也带来开放的脆弱性：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直面海上威胁，尤其是南海、东海方向；西部边境面临非传统安全挑战，如恐怖主义渗透，地缘政治风险呈现“陆海双向压力”。“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就是要建设连接亚欧非、贯通世界岛的陆路运输通道，让全球经济发展重心重回世界岛，从而促进新陆权时代的到来。
（三）周边邻国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中国周边邻国众多，陆地与14个国家接壤，海上与9个国家隔海相望，其中朝鲜和越南是陆海双邻。这种地理环境使中国成为全球邻国最多、地缘关系最复杂的国家之一。21个陆海邻国在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宗教等方面差异较大：既有世界性大国，如领土最广的俄罗斯、人口最多的印度和群岛众多的印尼，也有内陆山地小国，如不丹、塔吉克、吉尔吉斯等；这些国家涵盖不同政治体制，既有社会主义国家，又有资本主义国家；每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发展阶段落差明显，既有发达国家，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又有新兴市场化国家，如马来西亚，还有欠发达国家，如阿富汗、老挝、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等；各国文化多样，宗教信仰各异，有印度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多种文明汇流碰撞，相互交融。这种地理环境的多元性特征导致周边关系错综复杂，各方利益诉求分化明显，通路控制与资源争夺矛盾突出，地缘经济机遇与挑战幷存。一方面，周边地区与中国经济联系紧密，贸易往来频繁，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市场，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核心区域，更是能源、原材料和粮食的供给基地，如东盟连续5年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4年双边贸易总额近7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9%，中俄能源合作日益深化，东线天然气管道年输气量高达380亿立方米；另一方面，南海等海域战略通道的管控与反控矛盾浮出水面，海上油气田、渔业等海洋资源的争夺日益尖锐，某些国家与中国的领土海域争端不时发生，如中印边境、中日钓鱼岛、东海海域、南海部分岛礁与海域等问题，陆海通道安全与经济利益紧密交织，呈现“合作与竞争幷存”的互动态势。中国努力通过“睦邻、富邻、安邻”的外交政策，在维护国家主权与促进区域合作之间寻求平衡点，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但域外势力的干预仍构成安全威胁和严峻挑战。
二、中国地缘政经环境的安全风险变量
中国地缘政治环境的安全风险变量显着增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土海域争端常态化和尖锐化
在领土边界方面，中国已与12个陆地邻国完成约2万公里的陆地边界勘定，只剩不丹和印度2个国家约2000多公里的边界线尚有争议。中不边界虽未正式划定，但大致沿用传统习惯线，边境地区相对平静。自1998年两国签署《中不边境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以来，局势基本稳定，领土问题仍有待解决。中印边境争端是中国陆地安全的突出挑战，边界争议地区约13万平方公里，中方实际控制不到30%，其中东段藏南地区约9万平方公里和中段波林等2683平方公里被印度非法控制，西段阿克赛钦地区3.4万平方公里由中国实际控制。2017年洞朗危机、2020年班公湖和加勒万河谷冲突后，双方在边境西段和东段的对峙常态化。印度试图通过推进“拉达克中央直辖区”等非法行政区划，强化边境军事部署，持续增兵边境至20余万；中国则通过大力推进基建、加强边防巡逻、构建防御体系等策略巩固实际控制区。
在海域争端方面，约12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处于争议中，占中国管辖海域近四成。东海海域与日本的钓鱼岛主权争议和黄海海域与韩国的苏岩礁纠纷一直悬而未决，南海海域除《中越北部湾划界协定》确定的领海基点外，其他海域，尤其是南沙海域的划界和岛屿主权争端较为突出。南海争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东南亚声索国对南海诸岛全部或部分岛礁提出主权要求幷非法侵占部分岛礁而产生的领土问题；二是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划界问题。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是历史上确立的，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最早有效且持续行使主权和管辖幷确立相关权益，但菲律宾、越南等部分声索国在外部势力的支持下，非法侵占南海部分岛礁，幷强化对非法侵占岛礁的实际控制，如菲律宾强占中业岛等8个岛礁，在仁爱礁“坐滩”军舰，在黄岩岛附近海域游弋挑衅；越南抢占南子岛、南威岛、万安滩等29个岛礁，在南沙填海造岛，导致南海冲突热点不断，而美国则在后面煽风点火，幷以“维护航行自由”为名介入，频繁派军舰进入南海的西沙、南沙邻近海域，几乎每月一次，炒作“南海军事化”议题，加剧南海海域的紧张局势。领土海域争端十分敏感，不仅关乎中国核心利益，而且影响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这些问题背后往往有着复杂的国际因素和大国博弈的影子，解决难度较大，安全风险将长期存在。
（二）外部战略围堵体系化和联动化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综合国力逐步壮大，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阵营对华战略围堵也日益增强。2001年美国占领阿富汗后，联合盟友共同构建了一条环绕中国的“C形包围圈”①。东边北起日、韩，经以琉球为中心的“第一岛链”和以关岛为中心的“第二岛链”，再加上以夏威夷为中心的“第三岛链”，主打海洋岛链环状战略包围圈，重点遏制中国能源进出口路线和海洋贸易，威胁东部繁华地带和渤海湾；西边从印度到阿富汗的地缘锁链，主打陆地围攻，遏制中国进入中亚和中东的陆地线路，威胁中国西北和西南腹地。如此严密的C形包围圈封锁使中国生存与发展空间面临空前压迫：东出太平洋要道被美、日、韩封住，南下海域不时有岛屿主权争端、海洋权益纷争，以及美舰“自由航行”的骚扰，西有人口大国印度作为备选企图替代中国产业链，如果再加上北边俄罗斯的能源断供和南边澳洲、印尼原材料的控制，就形成了看似完美的“Q型绞索”体系。然而，美国从阿富汗仓皇撤军，以及俄乌冲突引发美欧与俄较量升级反向促成中俄战略协作等一系列“灰犀牛”事件，打破了“Q型绞索”的西部和北部环节，迫使美国不得不收缩包围圈，重点构建“印太战略框架”，强化“离岸平衡战略”同盟体系，以遏制中国发展。
“印太战略框架”将中国周边变为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联动周边邻国带头制衡正在崛起的中国，在军事、经济、科技等多领域持续打压，构建对华“多点一线”的包围圈。在军事围堵方面，以美日同盟为核心，鼓动日本突破“战后体制”，增加防卫预算，谋求军事外向性，强化与韩、菲的同盟关系，在韩国部署萨德导弹系统，在菲律宾吕宋岛部署中导系统，以“美英澳三边协议”（AUKUS）联合澳大利亚参与军事演习，以“四边合作机制”（QUAD）拉拢印度，使地区安全机制呈现“阵营化”趋势②；在经济遏制方面，推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鼓动越南、印度等国家承接中国制造业转移，替代中国主导的区域供应链；在科技封锁方面，对中国海事、物流、造船业及高端半导体进行“301调查”幷实施制裁，启动“芯片联盟”“清洁网络计划”，限制中国获取半导体、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如对华为断供芯片，严格管制荷兰ASML光刻机对华出口，在经济层面对中国形成结构性压力，构成事实上的“经济安全围堵”；在意识形态对抗方面，炒作“人权问题”“债务陷阱”“环境保护”等议题，拉拢盟友对中国施压。这种体系化和联动化围堵，除了针对中国，还试图削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联系，阻止“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有效实施，使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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