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A自己不是向来在违法吗？但是，进入文明冲突的关系话语以后，这就是不一样性质的问题了。美国的体制保护总统，因此总统在制度上可以否认对CIA违法乱纪知情，这叫做deniability。李根当年授权透过假卖以色列，而实际是偷卖武器给伊朗，再将所获军费，偷天换日支援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彻底违反国会决议，东窗事发后，就是以总统在制度上不知情，勉强规避了法律制裁。这种滥权的事，是美国政治文化的大忌。按照美国政治文化，权力是必要之恶，必须接受制衡。所以，美国政治里的主要丑闻就是滥权。
但这与中国政治文化大相径庭。在中国政治文化里，领导人是必要之善，天下为公。所以，中国政治文化里的主要丑闻，从来不是关于滥权，而是关于营私。包括台湾在内，每次出现贪污案件，政客的第一句话，一定是很暧昧地讲说，没有一分钱进入自己的口袋。也就是，不管我怎么滥权，我都坚持天下为公。共产党领导的体制当然也是服膺天下为公的文化，因此华为如果听命共产党架设后门，只要不是为了营私，没有什么不恰当。而这点，恰恰与美国的政治文化对撞。
在美国政治文化里，CIA的问题是制衡的问题，而中共体制的问题是根本不采取制衡的设计。美国抓到这一点，把在中国政治文化里设不设后门的技术问题，变成是美国政治文化下无法制衡的妖魔鬼怪，然后借题发挥成为对各国国家安全的共同威胁。这一下就升高到文明冲突的层次，把中共的体制当成是异形对待，盟邦就没有办法抗拒这样的政治正确，只能站到美国的同一边。一夕之间，就好像西方的民主自由文明体制，已经命在旦夕，这跟华为从来没有架设后门，共产党领导也没有打算要求华为架设后门，已经毫无关系。
华为要从美国日益升高的冲突话语中突围，除非能证明华为的拓展，是有利于霸权秩序下全球信息同步于美国。也就是，华为铺设5G设施的时候，得要专门架设由美国独占使用的后门，让美国继续监测全球，让美国盟邦的斯德哥尔摩情结继续得到抚慰，这样美国便能确保，中共体制不会取代美国成为情报集散中心，全球信息同步依旧只会用来巩固既有的霸权秩序。如此，华为的扩展才勉强可让美国精英的释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