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额准备金是反映银行体系流动性的指标，央行通过影响银行体系内流动性的供求影响货币市场利率。如果超额准备金率受到外生影响（比如移动支付等）导致银行对超额准备金率需求发生变化，但如果央行仍按照原来的路径进行观察，则可能会对银行体系流动性的真实状况做出有失偏颇的判断，影响央行对市场流动性的投放，加剧货币市场利率波动。
当前中国准备金率较高，高准备金率是金融约束的一种体现，如果中国将来逐渐降低准备金率、放松对银行的准备金约束，央行对银行的流动性调节将主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进行。央行通过公开市场的流动性操作引导短期政策利率向货币市场利率传导，是利率传导的第一步，如果这一步都出现偏差，将会影响接下来的整个传导过程。因此，对流动性的准确判断和准确操作在货币政策的利率传导中至关重要，不应忽略移动支付等支付体系变革对银行准备金需求的影响。
其次，移动支付及与之紧密联系的货币基金的发展，将对利率渠道产生重要影响。
部分用户对第三方支付的虚拟账户产生了用户粘性，在这一虚拟账户中有大量沉淀资金。2013年“余额宝”的产生使得居民可以将沉淀在第三方支付虚拟账户中的资金投向收益远高于活期存款的货币基金。尽管目前货币基金已经剥离支付功能、网联平台也在逐渐剥离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清算功能，但货币基金+即时移动支付的形式加速了移动支付的渗透，且点燃了货币基金规模持续扩大的导火线。移动支付和货币基金的共同发展，有助于利率渠道的形成和畅通。
一方面，居民和企业将存款转移至可以实现活期存款功能但收益更高的货币基金，居民和企业对利率的敏感度提高，这有助于利率渠道的形成。由于货币基金主要投资于各类货币市场工具，在央行能够对货币市场利率有效引导的前提下，货币基金的收益率能够较为迅速地反映央行政策利率的变动。进一步的，政策利率的变动可以有效影响到居民和企业所持有货币基金的收益率。他们能更为明显地体会到利率变动对其资产收益的影响，对利率的敏感程度提高，有助于基于资产组合效应、财富效应的利率渠道形成。
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由于当前中国处在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消费和利率均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消费与利率的关系还不明显。
另一方面，移动支付和货币基金的发展使得非银存款在银行负债的占比上升，银行在负债端的议价能力被削弱，这有利于利率通过银行资产负债表传导。
对银行来说，第三方支付机构的非银存款是大规模的批发性资金，支付机构相对于零售储户对银行有较高的议价能力。如果移动支付+货币基金实现了对活期存款的替代，那么第三方支付机构及货币基金托管的非银存款在银行负债中的比重会上升，零售储户的活期存款在银行负债中的占比下降。这一负债结构的变化意味着移动支付的进一步发展可能会使银行面临存款客户结构的变化，议价能力较弱的散户、零售类存款客户的比重下降，议价能力较强的同业存款的比重上升。
大银行拥有大量低成本的活期存款、平均负债成本对市场利率变动不敏感是利率传导面临的阻碍之一，稳定的活期存款和变化不大的平均成本为银行内部“存款-贷款”与金融市场两条线定价提供了基础，是“利率双轨制”形成的微观成因之一。而移动支付和货币基金的发展使得客户与商业银行的负债关系由“客户-活期存款-银行负债”变成为了“客户-非银金融机构-同业存款-银行负债”。专业性金融机构的介入使得商业银行的负债成本对央行政策利率更加敏感，有助于利率在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传导。
及时探索与新支付环境相适应的调控工具
文章称，分析了移动支付对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传导效果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以下几个初步的结论：一是移动支付对货币乘数的影响不确定，面临动态变化的货币乘数，央行难以确定支撑一定的信用扩张所需要投放的基础货币量；二是移动支付提高货币流通速度，进一步降低货币供应量与GDP之间关联，影响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的调控效果；三是移动支付会影响商业银行的备付金需求，可能对央行引导货币市场利率的流动性操作产生干扰；四是移动支付促进了货币基金的发展，大幅提升了经济主体的利率敏感性，有利于推动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机制的形成。
如果没有新的技术突破，随着移动支付进入平稳规范化发展，移动支付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影响将逐渐趋于平稳。但从长远看，支付行为的重大变化，势必对货币创造、货币流通机制均有极其深远的影响，并从根本上改变货币政策的环境。对此，未来需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应对现金持续减少的问题；二是电子货币在取代现金的过程中将持续对央行的流动性调节造成干扰；三是新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的形成。从货币政策角度，应对以上问题及时加以研究，并探索与新支付环境相适应的调控工具，以保持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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