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现象。十九大之后，国际上对中国的反弹是非常强烈的，对中国的误解、曲解很多。过去台湾与论都是跟着国际走的，但是这次台湾是逆着国际走的，反而对大陆的好感和认同度增加了，出现了“统升独降”的现象。台湾青年选择“西进”，来大陆求学就业，这个现象也很值得关注。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变化？我认为是事实教育了台湾。民进党倒行逆施，相形之下，台湾民众觉得大陆发展得不错，习近平主席能够坚持民族尊严，台湾民众觉得挺好。
我觉得大陆学者对于台湾人民的思想、心理的认识是不足的。我们现在是通过民调来了解台湾民意的，民调确实反映了一部分民心民意，但是是比较表面的层次。这次九合一选举是地方性选举，民心民意的反映还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已经能够看出一些端倪，一些趋向。还有一些这次选举没有反映出来、更深层次的东西，就是学术界需要研究的问题。
从理性、非理性因素两方面看台湾民意
俞新天：台湾有句话，“民意如流水”，但是民心也是有一定规律的，而且有一定的发展趋向，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把握住民心？有没有把握住台湾人民呼吸的脉搏？我们要两岸心灵契合，就要知道台湾人的心跳是多少，心都不能跳在一起，怎么能够心灵契合？
这里面涉及很多问题，一部分是“理性分析”。理性分析目前做得很多，比如分析九合一选举结果的原因，分析民心民意有什么变化；还有一部分是感性的，不表现在那些表面的原因上。很多人说他们支持韩国瑜，是支持他对高雄发展的规划，但严格来说，韩国瑜选举时说过很多错话，那时对高雄还没有提出很多建设性的发展意见，但是大家就是支持他、喜欢他，这就是情绪、感情。感情是非理性的，不是理性能够说明的。这里面的问题就是——台湾人民喜欢什么样的人，喜欢什么样的行为，喜欢什么样的领导人，喜欢什么样的沟通方式。我们应该把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应该加合在一起来看问题，我觉得过去大家在这方面关注得太少。
我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就开始关注非理性行为。太阳花学运完全是非理性的，本来服贸协定对台湾来说是一个好事，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服贸协定“洗头又洗脑”？迄今为止，我认为台湾人民对太阳花学运没有很好地反思，很多青年人以为自己参加政治了，做得很爽，殊不知方向错误，毁坏两岸关系，损及台湾人包括自己的利益。这就是没有分清是非，是情绪性的表现。在涉及身份、安全和认同问题上，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更强，而且它的特点和运行方式与理性行为大相径庭。因此“台独”力量容易煽动起人们的情绪。我们应更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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