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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应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等新优势适应引领这个趋势，掌握在国际循环变革调整中的主动权，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
中评社北京5月20日电／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我们既要具备强大的国内经济循环体系和稳固的基本盘，并以此形成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吸引力，还要重视以国际循环提升国内大循环效率和水平，改善中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当前和未来较长时期，在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的驱动下，国际循环的动力、模式和规则都在发生深刻变革与调整。中国应依托超大规模市场等新优势适应引领这个趋势，掌握在国际循环变革调整中的主动权，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近代以来国际循环的三个发展阶段
经济日报发表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长涌文章分析，总的来看，国际循环伴随经济全球化而展开，是在世界范围内商品和要素超越国界，在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的有机衔接，是实物循环与货币循环的统一。近代以来，国际循环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由区域到全球、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的演变过程。
第一个阶段是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阶段。西方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形成“中心—外围”的产业间分工结构，呈现后者提供原材料、前者提供工业制成品的循环，财富源源不断由“外围”流向“中心”。这种循环模式带来“外围”地区的财富枯竭与日益贫困，激起广大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强烈反抗，必然不可持续。
第二个阶段是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二战后，世界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在经济上形成两个平行的市场体系。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产业内分工关系，以关贸总协定为基础削减关税与非关税壁垒，促进了商品和要素循环，推动了国际贸易发展。但是，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并未参与这个循环，因此这个阶段国际循环的广度和深度都是有限的。
第三个阶段是经济全球化阶段。冷战结束后，各国普遍实施市场经济体制，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世界经济进入真正的“大循环”，形成美欧提供消费市场和服务、东亚经济体提供工业制成品、资源富集国提供能矿资源的三角循环格局。这个阶段，中国以低要素成本为基础，抓住招商引资和扩大出口的重要机遇，形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模式，成为国际循环的重要参与者，但总体处于分工中低端。要看到的是，这个阶段的国际循环看似繁荣畅通，实际隐含了内在的、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最突出的是国家之间和阶层之间获益不均，全球贫富差距显着拉大。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进入下行期，这个矛盾集中爆发出来，一些国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三角循环格局在需求、供给、流通等环节的堵点断点增多，国际循环亟待朝着更加包容、更为畅通、更有活力的方向发展。
国际循环变革呈现趋势性特征
文章认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循环的变革调整是大变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动因看，一是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特别是中国发展迅速，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极大改变着全球消费和生产布局，这是国际循环变革调整的重要原因。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推动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传统产业出现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的大规模颠覆性改造，技术和市场日益取代要素成本成为全球价值链布局的决定因素，过去国际循环的产业基础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三是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跨国公司加快调整供应链布局，服务贸易蓬勃兴起，对国际循环变革发生催化作用。在这三大动因作用下，国际循环的动力、模式和规则都将发生深刻的趋势性变化。
动力方面，中国成为推动国际循环畅通提质增效的主要力量。从需求看，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是市场。世界经济长期疲弱带来的市场需求萎靡不振，是国际循环最大的堵点。中国已成长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人均国民收入将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十四五”时期，随着中国深入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向全球分享开放发展机遇，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将进一步释放，成为全球资源要素的强大引力场。从供给看，一些发达经济体鼓动制造业回流，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人为“筑墙”“脱钩”，从供给源头上给国际循环带来障碍。中国是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近年来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十四五”时期，随着中国支持企业高水平走出去，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业链供应链合作，将为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提供融入国际循环的更多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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