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高素质的领导力比执行力更加重要，多少年过去以后，新加坡作为一个中型城市规模的国家，其领导人却成为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并向全球秩序提供建议的顾问，李光耀被世界所信赖，这是多么令人振奋的事，譬如说，他访问华盛顿会被美国人看做是一件大事、单是李与总统之间的会谈远远不够，国会与美国总统的内阁部长都会纷纷请求与他会面，他们想听李光耀说的绝不仅是新加坡的事务，更有他对全球形势的思考。李光耀很少游说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但他却认为，美国对全球的和平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我与李光耀相识于1967年他访问哈佛大学那时，当时他被校方邀请对越战发表建议，我当时作为资深校方代表聆听了李的发言，当时大家探讨的话题是约翰逊总统是不是战犯、或是精神病患者，我记得李光耀的回应是：“你们让我作呕。”这倒不是因为李光耀支持这场战争，而是因为当时的新加坡需要一个团结而强大的美国作为后盾，以及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世界秩序。
后来，在我与李光耀相识的这45年间，我在数以百场计的国际会议、学习小组、董事会议以及面对面的交流中听他阐述他的治国理念，他再也没有表现出强烈的个人情感、也不会劝说他人，但同时，他也不是人们所说的那个“冷战军阀，”我认为，李光耀是一个在秩序探索上有虔诚追求的朝圣者。
李光耀深知中国的发展潜力以及重要性，因此，他对于中国的见解在全球具有启蒙性的作用，但当我们聊中国时，他最后还是会回到原点，认为全球稳定的保障依旧是美国主导。
与美国的当代宪法理论相比，李光耀对国内宪法的完善是不足的，但我们也要公正地来看来这个问题，因为在托马斯•杰斐逊担任总统的那时，美国仍然面临特许经营、财产资格以及奴隶制等一系列的缺陷，因此尽管新加坡的民主道路饱受争议，但试想在该国独立的头几十年按照民主的模式发展，或许她早就因为种族的撕裂而崩溃了，就像是今天的叙利亚。当然，新加坡模式能否沿用至今天甚至将来，这是需要我们再展开讨论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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