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美国学者眼中的新冠疫情：世界与台湾” 作者：王昆义（台湾），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教授
特朗普不愿意承认自己应对新冠疫情的态度与过错，除了是他具有白人优越性之外，主要还是在民主国家里，政治人物的声望是决定选票来源的关键因素，所以政策再怎么荒唐与错误，很少人会承认错误或道歉。
如果全球“反华、排华”的浪潮一起，台湾人是否就可以马上变脸成为白人，而不遭排斥，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所以民进党政府若想一再操弄网军抢占国际空间，恐怕最后台湾人民也会在“排华”的浪潮中一起沈沦，这是蔡政府不得不深思之处。
序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持续延烧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怪罪中国，称这是“中国病毒”；4月上旬他又把矛头转向批评世界卫生组织（WHO），称“世卫组织是以中国为中心，搞砸了防疫工作”。当他被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反批“太政治化”之后，特朗普立即反击说：“美国会有那么多尸袋，中国和WHO没责任吗？”
一场世纪病毒在全球肆虐的结果，特朗普让世人看到的是怪东怪西，就是不怪自己。但是美国一些重量级的学者并不被特朗普的语言战略给迷惑，纷纷写文章批判特朗普政府松散的防疫态度与政策。有的更是忧心美国会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失去领导世界的霸权角色。尤其是疫后的国际秩序该怎么建立与维持，也是被大家广泛讨论的话题。
本文拟就2020年3至4月之间，美国一些重量级的国际关系学者所发表的5篇文章，从文本的分析来评论未来世界与台湾发展的取向。其中包括:
1、美国前国务卿季辛吉（Henry A. Kissinger）在《华尔街日报》刊登的评论〈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以下简称〈季文〉）。
2、美国前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Kurt M. Campbell）和布鲁金斯学会中国战略计画主任杜如松（Rush Doshi）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3月号合作发表的专文〈冠状病毒可能重塑全球秩序〉（以下简称〈坎文〉）。
3、美国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贝尔法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主任艾利森（Graham Tillett Allison）、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研究助理克里斯多福·李(Christopher Li)发表在《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上的〈抗击冠状病毒：中国是敌是友? 〉（以下简称〈艾文〉）。
4、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3月30日发表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官方网站的〈应对新冠危机，亟须破除唯体制论！〉（以下简称〈福文〉）。
5、哈佛大学甘乃迪政府学院教授，也是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 Jr.）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网站2020年4月3日所刊登的〈为何新冠病毒使得中美关系雪上加霜？〉（以下简称〈奈文〉）。
这5篇文章不仅是代表美国重量级国际关系学者对新冠疫情的看法，也是被各方引用相当多的几篇文章。本文将以3个子题来讨论他们对新冠疫情与“后新冠时代”的看法，主要有：⑴论特朗普，⑵论国家能力，⑶论国际秩序。当然，在评论这些议题之后，也会延伸讨论台湾在这次疫情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应该也是大家所关注的话题。
一、论特朗普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3年多来，他个人的执政风格被批评的地方可不少，也被冠上许多封号，包括民粹主义、部落主义、种族主义等不一而足。而总体的评价则认为特朗普的思维是“民粹主义搭配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之类的结合体，喜欢用自家公司当总裁的作风沿用到政治领导。他对自己的身份有优越感，对传统的美国共和党议题颇为感冒，他批评美国太过软弱，希望美国能再次伟大”等。而上述几篇文章，也不免要对特朗普因应新冠疫情评头论足。
例如，在〈坎文〉中认为特朗普政府对待新冠疫情的态度，就提出相当严厉的批评。该文说：“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美国政府最初的疫情应对很糟糕。白宫、国土安全部、疫控中心这些关键部门的失误，削弱了人们对美国治理能力的信心。特朗普总统的公开声明，无论是在椭圆办公室的演讲还是清晨发的推特，在很大程度上散布了困惑和不确定性。事实证明，公、私营部门都没有为病毒检测和疫情回应所需工具的生产和配送做好准备。从国际范围来看，此次大流行加强了特朗普单边行事的直觉，也暴露了美国没有做好准备领导全球的回应。”
而在〈艾文〉中，也指出“在试图战胜冠状病毒这方面，美国面临的紧迫挑战并不是中国，而是我们自己未能调动起与威胁相匹配的反应。新加坡和韩国等国的紧急措施实施已实行多周，但美国政府却还停留在否认的阶段”。
在〈福文〉中也说：“今天的美国则面临着一场政治信任危机。特朗普当选的基础是无论如何都会支持他的35 - 40%的人口，他们在过去的4年里被灌输了关于深度国家的阴谋故事，并被教导不去信任那些不积极支持总统的专家。特朗普总统还持续诋毁和破坏他认为敌对的机构：情报界、司法部、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甚至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
至于〈奈文〉中也是批评：“特朗普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所表现的政荒民弊反衬出中国之优。在解散了负责全球流行疾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构，削减了世界卫生组织的会费预算，限制了形成于非典和猪流感后的中美两国间引人瞩目的资讯共享制度之后，美国政府从否认病毒的存在到把病毒的传播归咎于他国。诚然，病毒不问国籍，不分国界。”
从以上4篇文章批判特朗普与他所领导的政府力度来看，也难怪特朗普要把美国疫情延烧的责任怪罪于中国与世卫组织。特朗普开始时是以“中国病毒”称新冠肺炎，尔后又批评世卫组织是以“中国为中心”，扬言终止对世卫组织挹注经费，他对中国与世卫组织的批评，充分表现出白人的种族优越性。
一直到特朗普跟习近平通话以后，认为过度把病毒归罪于中国，已经使得美国亚裔人民受到社会歧视与威胁，他才不再使用“中国病毒”，并在记者会上说：“必须确保亚裔族群在全美以及全球各地的安全，因为新冠肺炎的传播不是亚裔族群的错。”
特朗普不愿意承认自己应对新冠疫情的态度与过错，除了是他具有白人优越性之外，主要还是在民主国家里，政治人物的声望是决定选票来源的关键因素，所以政策再怎么荒唐与错误，很少人会承认错误或道歉。尤其是特朗普的表现还不只是种族主义的问题，而是西方文明凌驾于东方文明的一种现象。毕竟，文化现象背后含着各种权力，文化权力从来是政治权力的一部分，屈从于一种文化，就等于屈从于那种文化所强加给对方的权力关系。这也是“东方主义”的主要内涵。
几百年来，西方依托自己的论述体系来构建中国和中国形象，从马可波罗时代呈现的一个乌托邦中国形象，到文艺复兴时中华帝国东方专制主义形象，专制主义形象将中国确定在对立的、被否定的、低劣的位置上，为帝国主义的扩张侵略提供了必要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国民劣根性的论述体系。这套论述体系一直影响到80年代甚至是现在，东西方存在着“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愚昧与文明”之别。
这种强势的西方文化凌驾于弱势的东方文化的价值，在西方国家一直是有很大的市场取向，所以尽管特朗普与西方国家应对疫情不力，使得美国确诊病例窜上全球最高，各国也对疫情束手无策，但是这些国家政治领袖的声望还是能节节高升。
英国《金融时报》整理各地的民调发现，在新冠疫情期间，大部分民主国家领袖支持度都上升，平均达9%，如法国的马克宏、德国的梅克尔、加拿大的杜鲁多等人声望都脱离谷底，而一齐上升的还有澳洲莫里森，以及主张“群体免疫”的英国首相强森（Boris Johnson）。强森还因自己被确诊病例进医院治疗，反而是声望升幅最大的一位。另外，特朗普的支持率也上升到接近任内最高纪录，由40%上升到49%。可以说，瘟疫来时，大家都鸡犬升天。
其实，民主体制的领导人在应对疫情与执政不力时，最有力挽救声望的做法却是“危机”，危机反而是他们声望的转机，这一点不仅这次新冠疫情作了最佳的见证，也印证在台湾今年初的大选。由于民进党藉着香港反修例风波操作“亡国感”，让蔡英文在执政不力之下，反而获得超高的817万票，民进党的立委席次，也再次一举过半。
所以，特朗普在美国发生疫情危机时刻，大打“反中”、“反世卫组织”的“仇外牌”来拉高自己的声望，这是否是向民进党的选战策略靠拢，以特朗普政府与蔡英文政府的关系那么密切来看，应该是虽不中，亦不远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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