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开展对瘟疫和体制关系的研究。不能简单化评判哪个国家的体制好或者坏，要对疫情暴露出的体制问题实事求是地研究。防疫过程中，中国现行体制的问题和举国体制的应对效果得到全面展现，希望经济学家认真分析，为我国进一步改革作知识准备。
第四，要更具远见和理性地看待瘟疫对人类的影响。人类只有在正确认识瘟疫的基础上，才能减低失误、减少损失。
瘟疫系统性冲击常规体制，局面失序混乱
“制度像一件缝制的密密麻麻的针织物，只要一根丝线断，整件织物就受影响。”引用匈牙利籍著名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的观点，刘守英强调了体制的复杂性。瘟疫到来时，不仅攻击协调机制、运行机制，也会影响权力行使、意识形态以及经济体制的凝聚力。
对体制“这件衣服”进行全面系统性攻击，这正是瘟疫的要命之处。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由于体制差异，各个国家在考量和决策方式上是大大不一样的。不可能要求全人类用一种方式来应对，不能由此简单评判哪一种体制比另一种体制更有优势。
刘守英指出，在人类与瘟疫的长期斗争中，已经累积形成了系统应对瘟疫的体制特征：危机启动的权威决策与执行系统；高效、迅捷、专业、协调的应急体系；成体系的从隔离－检测－收治的制度安排；老百姓对体制的信任以及人命关天与经济损失之间的权衡等。这套用一次次教训形成的瘟疫应急体制，如果好好运用，是能够起作用的。比如新加坡和上海的应对，就是靠有效的应急体制起到了有效的防控作用。
但是，瘟疫往往对体制进行摧毁性冲击。为何疫情在武汉暴发初期，我们建立的常规应急系统失灵了？信息层层报送还是层层甩锅？信息发布，公共决策上失误暴露出了深刻的体制问题。在大洋另一边，纽约疫情的迅速蔓延也暴露出美国体制的重大问题，以至被认为有效的瘟疫应急体制没有及时启动。初期过于乐观、美国疾病预防控制系统尽管专业，但制定政策时诸多顾虑，以及选举政治等都让美国错失了防控的黄金期，陷入失序状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