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6月11日，苏联撤销了对美国向也门派驻联合国观察员的反对，而向也门派驻联合国观察员是有利于美国利益的。作为回报，美国也撤消了对匈牙利全面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反对。另外，美国曾在1962年建议美苏两国之间建立通讯直线，而在1963年6月20日，苏联突然同意了该提议。诚然，很多类似的举动也只是迈出了很小的一步，它们的价值也主要是象征性的，但是它们确实削减了当时美苏两霸之间的紧张，并为双边谈判打开了一条道路。
今天，斯坦伯格和欧汉龙则建议在中美关系中也实施这样一种相似的战略（尽管他们并未明确说明这种战略是一种单边互动，而且在他们的22条特别建议中也确实包含了一些双边谈判的条目）。例如，他们呼吁：
“对中国来说，军费的增长可以与美国军费的50%相持平。”
“美国应将‘空海一体战’（Air-Sea Battle）调整为‘空海行动’（Air-Sea Operation），而中国则应该限制反舰弹道导弹与其它相似的快速攻击军力的发展与部署。以此来减少两国在危机中擦枪走火并让事态快速恶化的风险。
“美国承诺不会支持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而中国则应承诺通过和平的方式来阻止台湾单方面宣布独立。”
“在南海与东海之上，美中两国都应该就军事演习与军事部署进行提前通报。”
两位作者自己也承认，防止美中两国从不错的合作关系滑落到军备竞赛与相互对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较之它的重要性而言，他们所提出的每一条建议就显得没有那么宏大。然而，两位作者却正确地指出了这些建议的措施可以让美中两国避免紧张与冲突的升级——并为双方进一步合作开创了道路。
尤其是斯坦伯格和欧汉龙强调，美中两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上，除非两国都能遵循他们所概述的战略，否则两国很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即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的地位，而现存大国则并不情愿为新崛起的国家匀出空间，担心这样会突显自己的软弱并丧失自己的特殊地位，所以也必然来回应这种威胁。这两位受华盛顿高度重视的分析家亦因此强调，美国重返亚太还“并不成熟”——但这并不表示它的时机就永远不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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