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是立法效率颇低。尽管拜登团队有意模仿上世纪三十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采取举措来应对新冠疫情的蔓延，但在美国社会极化、党派之争加剧的情况下，国会立法阻力重重。在执政百日内，拜登仅仅签署生效了7项法案，和小布什一起成为自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来执政百日立法最少的总统，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则在执政百日里签署了76项立法。
五是回归多边主义，意在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首先是加强与盟友和伙伴的沟通与协调，改善与盟友的关系，维护西方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其次是重新加入国际机制，力图发挥主导作用。
六是强调意识形态，用“民主社会”对抗“专制政体”，刻意用西方价值理念拉近与盟友的关系，加强西方内部的凝聚力。拜登政府声称要打造一个统一战线，今年年内召开“全球民主峰会”。
七是继续推进大国竞争战略，遏制和打压中俄。拜登执政百日，显然部分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外交遗产，采取遏制中俄的态势。
袁征指出，应该说，拜登政府“百日新政”的特点还是非常鲜明的。4月23日，《芝加哥论坛报》发表社论，认为拜登政府的所作所为，与特朗普时期相比，“是受欢迎的，也是姗姗来迟的回归常态”，给予了拜登正面的评价，认为拜登政府执政百日，虽然不完美，但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其施政日程，假以时日就会取得明显的效果。
第二，从“百日新政”看拜登政府对华政策趋向。依据拜登执政团队的言行，结合当前美国的对华氛围，可以确认美国将将延续对华强硬的总体趋势，战略竞争将继续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拜登政府制衡中国、维护霸权的出发点和特朗普政府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只是在策略和手法上会有明显的变化。
一是，在战略定位上，拜登团队同样将中国视为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延续对华强硬政策。拜登认为，中国是美国“最严峻的竞争对手”。布林肯把应对中国挑战列为美国外交的八大优先项，认为中国是“美国21世纪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考验”。《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临时指南》指出，中国是唯一有潜在综合实力挑战“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的“主要竞争者”。按照布林肯的说法，中美关系会在该竞争时竞争，能合作时合作，必须对抗时对抗。美国将加强在印太地区的投入，竭力维护美国的主导地位，全力阻遏中国影响力的拓展。
二是，拜登团队更加强调意识形态，重视人权民主价值理念。凸显价值观之争，对内能够争取国内支持，凝聚共识，对外则可以拉近与盟友的关系。拜登政府从意识形态角度干预中国内部事务的冲动更为强烈，未来继续插手台湾、香港、新疆、西藏等问题。
三是，尽管拜登不赞成特朗普政府的对华贸易战，但在贸易逆差、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人民币汇率、国有企业补贴等问题上态度强硬，不会放弃特朗普政府强调的对等原则，两者目标也大体一致。拜登政府甚至会以取消对华产品附加的高额关税作为条件，要求中国在诸多问题上做出让步。拜登也会寻求与盟国协调，联手施压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
四是，中美科技竞争会白热化。美国不会放松中国的科技封锁和出口管制力度，会本着“小院高墙”的手法来防范中国对于高科技技术的获取，竭力阻挠中国“弯道超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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