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苏曼殊是真正受了具足戒的僧人,但他“终生不行佛事”,“从不为人行忏礼,作法事”,也不愿长期住在寺庙里接受香火供奉。(资料相) |
中评社香港11月2日电/题:情与道 苏曼殊的佛学悖论--现代佛学三子之二
作者:杨流昌
如果弘一法师的佛学是一个“收”字,苏曼殊的佛学便是一个“困”字:困于情与道之间,困于僧与俗之间,困于袈裟与红尘之间,至死未能脱出。
苏曼殊是真正受了具足戒的僧人,但他“终生不行佛事”,“从不为人行忏礼,作法事”,也不愿长期住在寺庙里接受香火供奉。他芒鞋破钵,行走天下,靠翻译、教书、创作自谋其食。更“出格”的是,他为僧而不避情事,出入青楼酒肆,与俗界交往频繁,却“冥鸿物外,凡委琐功利之事,皆视之蔑如”。章太炎曾以“厉高节,抗浮云”来称许他。这是苏曼殊的悖论:以僧人之身,行狂士之事,却恰恰在狂放中透出一种旁人难以企及的真诚。
学者们将苏曼殊的佛学方式概括为“以情证道”。这四个字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悖论。佛教视情为致苦之因,要求修行者“祛而除之,躲而避之”,苏曼殊却偏偏“为僧为文,均以情胜”。“华严瀑布高千尺,未及卿卿爱我情”。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受戒僧人之手,在中国佛教史上,几乎是空前的。他不是不知情与戒律的冲突,恰恰相反,他一生都浸泡在这种冲突之中。有学者将他定位为“现代禅僧”,指出“情佛煎熬”正是他悟禅的精神磨难历程。
苏曼殊的佛学,因此不是一套完整的教理体系,而是一场以自身生命为代价的试验。他试图在“情”中找到“道”,在“欲”中践行“禅”。他的佛学思想,有学者概括为“以持戒为基础,以义解为本,以建僧学为急”。可见他并非不重视戒律,而是他将戒律的着眼点,放在了佛教的整体振兴上。他对当时佛教内部的衰败有着清醒的批判,批评僧人以经忏为糊口之具,批评日僧带妻蓄内的风气不合佛陀戒律,提出了礼忏、付法、趋炎、格,形成了一种奇特的对照。
也许苏曼殊的佛学意义,恰恰在于这种“不完成”。他未能像弘一法师那样,将自己整理成一个圆融的体系,他的生命是一堆矛盾的碎片。但正是这种碎片,保留了一种极为现代的问题:一个真诚的人,如何在佛性与人性之间安放自己?他没有给出答案,但他用三十五年的短促生命,把这个问题问得比任何人都真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