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军工集团和高科技利益集团能够从对华强硬政策中获得预算、产业补贴等利益，并通过政治捐款、游说及影响智库等方式，阻挠安全和高科技领域的对华缓和。王勇认为，中方对此仍应“听其言、观其行”，既要发挥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也要通过各层级战略对话推动共识落地。
对于第三方议题向中美关系传导的风险，王勇分析称，地区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消耗了美国的战略资源，客观上可能延缓中美摊牌；但美方若以次级制裁和长臂管辖迫使其他国家选边站队，则会把地区矛盾传导至中美关系和国际经济秩序。
王勇指出，滥用金融制裁还可能产生反噬，推动国际金融体系进一步探索降低对美元依赖。
美元本应发挥国际公共产品作用，若被更多用作服务霸权和地缘政治目标的工具，其信用和地位也会受到损害。王勇判断，美方在考虑是否大规模制裁中国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时仍会有所顾忌，因为这不仅会冲击中美高层互动，也可能反过来损害美元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
谈及合作空间，王勇认为，中美在人工智能风险治理和国际金融稳定领域“除了合作以外，别无选择”。在人工智能与安全、武器系统结合不断加深的情况下，致命性自主武器管控、防止人工智能滥用等问题需要双方合作；在主权债务危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等领域，中美同样面临共同风险。
王勇同时强调，这类合作将呈现有限、分级和规则导向的特点。双方很难在底层技术研发上展开合作，但可以围绕人工智能安全伦理、防范技术失控、风险通报、主权债务和金融稳定建立规则对话机制，并将形成的共识逐步向国际社会推广。
王勇表示，建设性战略稳定不能只是避免冲突的“消极稳定”，还应通过共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履行大国责任，推动形成“积极稳定”。人工智能和金融稳定领域一旦取得务实成果，不仅有助于拉长中美合作清单、抵消“脱钩”主张，也可能重新发挥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
展望下一阶段中美高层互动，王勇认为，双方应在巩固5月元首会晤确立的新框架基础上，推动经贸机制以及人工智能、金融稳定等领域的对话进一步落地，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提供更加具体的支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