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的新路径 作者：张溢（茂名），广东石油化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区域国别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方冰婷（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摘要】构建涵盖南亚、东南亚国家的“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是维护中国西部边疆安全、推动西部边疆对外开放、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必要之举。该地区密切的佛教文化交流为构建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新路径。鉴于此，本文提出以佛教文化为纽带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以摆脱传统区域合作机制发展乏力窘境,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化纽带来构建和谐共处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202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1〕从人文交流维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上升至国家战略高度。国内学界对“跨喜马拉雅”（Pan Himalayan）〔2〕展开多维度研究，但有关文明交流与“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成果仍相对较少。鉴于此，本文探讨以佛教文化为纽带建设“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可行性和新路径。
本文的论述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梳理“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相关文献，并提出研究问题；第二部分从国内、双边、地区三个层面分析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第三、四部分考察以佛教文化为纽带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的比较优势和主要挑战；第五部分提出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的实施路径；第六部分是结语。
一、文献回顾及研究问题
国内学界关于“跨喜马拉雅”地区的系统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20世纪60年代。受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影响，国内学者开始对“跨喜马拉雅”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进行研究，但主要局限于印度及南亚研究框架内。2015年“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后，国内“跨喜马拉雅”研究日益增多。一些学者聚焦“跨喜马拉雅”的概念辨析、理论建构和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如，朱源帅从概念层面对“跨喜马拉雅”进行概念辨析和历史梳理，〔3〕同时提出构建“跨喜马拉雅”地区主义和“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4〕徐君等从知识谱系视角论述建构“喜马拉雅区域”〔5〕文化领域的知识图谱，以形成中国语境下的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理论。〔6〕杨泽洲以中尼（泊尔）关系研究范式为例，主张推动喜马拉雅区域研究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7〕
另一些学者则关注“跨喜马拉雅”区域合作。如，戴永红从区域安全和发展视角指出，中国应以跨喜马拉雅合作构建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体系。〔8〕杨明洪从区域经济合作视角指出，中国应构建“环喜马拉雅经济合作带”。〔9〕刘锦前分析“环喜马拉雅”区域经济合作现状、影响因素，并提出区域发展新路径。〔10〕朱雄关等提出构建跨喜马拉雅能源命运共同体。〔11〕还有一些学者从人文交流视角探讨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如，肖珺提出构建“跨喜马拉雅地区”跨文化传播共同体。〔12〕秦永红以“文化戍边”理论探讨文化交流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属于“跨喜马拉雅”地区一部分）建设。〔13〕孙喜勤指出，文明交流互鉴为“跨喜马拉雅”共同体构建提供了突破口。〔14〕
总体来看，国内学界对“跨喜马拉雅”研究的关注度正在持续上升，但缺乏文明交流视域下的深入分析。基于此，本文探讨构建以佛教文化为纽带的“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比较优势、主要挑战及实施路径。本文的核心问题是“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是否需要构建？为何要以佛教文化为纽带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如何构建？
二、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
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有两重必要性。对中国而言，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不仅可以为西部边疆地区对外开放提供重要机遇和合作平台，还可以从源头上阻止“三股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滋扰，维护西部边疆社会稳定，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同时，有助于改善中印（度）关系；深化中巴（基斯坦）和中巴阿（富汗）安全合作，平衡美国在阿巴地区军事影响力；拓展对缅（甸）合作，维护西南能源通道安全；巩固中尼友好关系，夯实中不（丹）接触基础，拓展南亚影响力。此外，“一带一路”旗舰项目——中巴、中缅经济走廊均位于“跨喜马拉雅”地区，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能够成为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周边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抓手。
对地区国家来说，“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聚焦文化交流与和谐共存，能够对冲该地区地缘经济和地缘政治竞争；促进地区融合，显着提升“跨喜马拉雅”地区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推动域内国家加强政策协调和务实合作，共同应对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促进域内国家以“抱团”方式抵御美国的干涉压力和渗透风险。
三、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的比较优势
从人文交流视角出发、以佛教文化为纽带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具有比较优势。一是人文交流在命运共同体建设中的地位越来越高，佛教文化“走出去”日益频繁。2015年出台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人文交流作为民心相通的重要内容。2019年5月举行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强文明互学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2024年6月，由中国与其他82个国家提出的“文明对话国际日”提案获联合国大会通过。2025年7月，习近平主席向全球文明对话部长级会议致贺信时强调，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全球文明对话合作网络。〔15〕
“跨喜马拉雅”地区汇集了中、印两大世界文明古国，域内国家在历史上文化联系密切。同时，该地区也是世界上文化形态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不仅诞生了佛教和印度教等主要宗教，也是伊斯兰教、基督教和少数民族宗教传播的区域。正因如此，肖珺认为“跨喜马拉雅”地区是一个多元文化汇聚且保持历史交往和当下互动的文化生命体，是一个具备建立多元文化共同体的地理空间。〔16〕特别是该地区囊括佛教信仰最早和最多的国家，比如中国、缅甸、斯里兰卡、尼泊尔和印度〔17〕。早在东汉时代，佛教就通过古印度（时称“天竺”）高僧摄摩腾和竺法兰传入中国，并在魏晋和南北朝时期迎来鼎盛景象。此后，该地区僧侣和信众通过官方资助或民间自发方式进行佛教传播。佛教开始成为该地区文化交流的核心，并在促进区域文化融合中发挥了独特作用。频繁的佛教传播使得域内国家对佛教文化的认同超越国界，并初步塑造了以佛教文化为主的区域文化。这种文化凝聚力既增添域内国家加强文化交流的动力，又培育这些国家的区域意识。随着佛教传播的持续，这种区域意识不断巩固。
这种文化多样性确保了域内文化活力和文化交流动力。著名的古丝绸之路（简称“丝路”）就与佛教初传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18〕一方面，佛教通过丝路传入中国，丝路成为佛教在“跨喜马拉雅”地区传播的重要载体，确保了佛教传播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丝路因佛教传播而闻名于世。正因如此，“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佛教成为中国与“跨喜马拉雅”国家强化人文交流的重要纽带，并被外界称之为中国的“佛教公共外交”〔19〕。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下，中国与斯里兰卡、缅甸和尼泊尔的佛教交流显着增多。南传佛教高峰论坛于2016年在云南西双版纳举行，成为全球首次举办的高规格南传佛教学术研讨会。博鳌亚洲论坛自2015年起开始举办宗教分论坛，邀请包括佛教在内的各宗教派别代表参会，促进亚洲宗教文化交流和文明互学互鉴，至今已举办十一届。世界佛教论坛每3-4年举办一次，至今也已举办六届。2024年的第六届世界佛教论坛通过《雪窦山宣言》，进一步推动佛教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积极作用。2025年举办的第十届南海佛教圆桌会签署《第十届南海佛教圆桌会倡议书》。佛教“走出去”和“引进来”不断加速，有力促进了“跨喜马拉雅”地区的佛教文化交流。佛教交流的回暖为中国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思想源泉和文化根基，是域内相关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的主要文化纽带。〔20〕
二是现有区域合作机制效能递减，亟须进行模式创新。现有区域合作机制主要有三类：一是应对共同威胁的集体安全机制；二是促进经济利益的地区合作机制；三是既应对共同威胁，又促进经济合作的共同体机制。第一类的典型代表是北约，建立在应对共同威胁基础上，具有强烈的排他性，容易引发地区安全竞争。这种机制还可能因共同威胁削弱或消除，而面临“衰退”或“崩盘”风险。如，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因防卫费分摊不均威胁退出北约，还因扬言“吞并”格陵兰岛导致北约裂痕扩大。
第二类合作机制很多，包括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多边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安排。这类机制建立在经济利益基础上，以提升经济相互依赖和降低合作成本来维系多边合作。但随着区域内成员国之间比较优势的逐渐缩小及对大国经济依赖的加深，成员国从合作机制中获取的收益有可能逐步递减，且安全风险有可能上升，机制有可能进入发展乏力的“瓶颈期”。如，特朗普曾威胁终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并最终重新谈判达成《美墨加协定》。第三类的范例包括欧盟和东盟，既通过集体防御应对安全威胁，又促进域内经济自由流动。但欧盟和东盟都深受成员国内部矛盾和应对外部挑战不力的困扰。
鉴于现有区域合作机制的各种不足，“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打造以佛教文化为纽带的新型区域合作机制。该机制以佛教文化为纽带，以培育区域共有文化和区域合作意识为主要任务，让文化元素引领命运共同体建设。正如学者张蕴岭所言，与靠制度建设起来的欧洲共同体相比，中国设想的“周边命运共同体”尤其倚重理念，或者说其本质就是一种共生理念。〔21〕由于人文交流的参与主体更加多样，价值观更加多元和富有弹性，观念性的互动更多，追求国家利益的倾向更弱，更容易避开现有国际结构下国家间的利益对抗。〔22〕因此，以佛教文化为纽带构建“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既能够避免域外国家的战略猜疑和可能抵制，也能够降低内部矛盾的负面影响，还可以克服因共同利益削弱而导致合作机制弱化的窘境。
更为重要的是，与以共同威胁和经济利益为基础构建的高度组织化的区域合作机制不同，“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不寻求建立利益导向型和高度组织化的多边合作机制，而是一个以文化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为核心，以经济和安全依赖逐步加深为补充的多层次、松散型多边合作机制。简言之，“跨喜马拉雅”命运共同体尝试以文化融合来回应“文明冲突”，以文化纽带来构建和谐共处的新型国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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