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繁荣与困顿：英殖后期香港的双重图景” 作者：费嘉豪（香港），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中国学术研究院助理
【摘要】1990年代起，一批香港作家通过文学书写建构“香港本土性”，他们描绘香港本土生活图景，将其作为香港本土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作家黄碧云与董启章，都将1970年代及1980年代初视为最能体现香港独特生活方式的时期，并以这一时期为其文学想象的蓝本。在他们的叙事中，这一时期的香港生活呈现出自由、稳定与富足的特征。这种对殖民生活的浪漫化想象随后进入香港普通大众的视野，导致许多香港人在回归后怀念殖民时代。然而，香港劳工档案资料及工人阶级文学表明，作为当时香港人口主体的工人阶级面对着截然不同的现实，长期处于沉重的生存压力之下。通过考察香港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及其对自身处境的感知，本文认为黄碧云与董启章所建构的本土生活图景并不能代表广大公众的生活经验。本文试图通过重现工人阶级在港英统治下等级森严的社会中的经历，揭示香港本土性叙事背后的殖民色彩与阶级偏见。
一、引言
1982年开始的中英谈判，引发了香港社会与思想层面的紧张。许多本土知识分子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想象成一个与英帝国类似的霸权力量。在他们看来，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意味着香港将由英国殖民统治转入另一霸权的控制之下。他们担忧，香港既有社会形态将在回归后发生剧变，并最终被中国内地完全同化。1990年代，以黄碧云与董启章为代表的一批本地作家延续了这种想象，并在作品中建构“香港本土性”，以抵抗他们所认定的中国内地对香港的“同化”。所谓“香港本土性”，指的是对“何为香港”的想象。描绘香港本土生活图景，是这些作家建构香港本土性的重要方式之一。在黄碧云的短篇小说《盛世恋》（1991）、《失城》（1993）和董启章的长篇小说《V城繁胜录》（1998）中，两位作家均以怀旧笔调呈现了以1970年代与1980年代初为背景的香港本土生活。他们所叙述的本土生活以繁盛为总体特征，展现出一种理想的港英殖民社会面貌。
然而，香港劳工档案材料与工人阶级文学，呈现了一幅与之截然不同的港英生活图景。这些材料表明，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香港工人阶级承受着由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带来的、严重的剥削与压迫。它们从多个角度记录了这一城市人口主体〔1〕的艰辛生活。遗憾的是，这类关于香港工人阶级生活的叙述，尤其是工人阶级文学，并未在香港社会引起广泛回响，反而逐渐被遗忘。
本文旨在通过揭示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香港工人阶级的生活现实，挑战黄碧云与董启章所想象的香港本土生活的普遍性。本文将以唯物史观为理论视角，综合运用社会历史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将两位作家所描绘的本土生活图景置于对同期本土工人阶级生活状况的考察之中加以审视。文章首先将分析该图景如何被建构并呈现何种特征。随后，文章将以港英政府年度报告、劳工条件报告、劳工法例等历史文献为基础，对当时香港工人阶级的生存处境展开全面的考察。最后，文章将通过香港工人阶级文学作品，探索工人阶级对自身处境的感受，并进一步说明此类文学逐渐被遗忘的原因。
二、文学想象中的繁盛城市
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香港回归问题逐渐成为香港最核心的社会政治议题，也构成当时香港文学的重要主题。在这一时期，本土作家普遍担忧中国内地将抹平香港的独特性。这种焦虑催生出大量“回归文学”，其显着特征在于对香港未来的忧惧以及对香港过去的怀念。黄碧云的《盛世恋》《失城》以及董启章的《V城繁胜录》，正是这一文学潮流的代表性文本。
黄碧云与董启章的作品都预设了其所熟悉的香港将在回归后“走向衰败”，两位作家便转而怀旧地描绘他们所相信曾经存在过的繁荣本土生活。在《盛世恋》与《失城》中，黄碧云追忆了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的香港生活。前作主要讲述了香港某大学年轻教授方国楚与其妻子赵眉之间的情感纠葛，以及方国楚在回归已成定局后的日渐沉沦。通过方国楚这一人物，该作将“自由”塑造为1970年代香港生活的标志性特征。在这一时期，方国楚怀着强烈的政治热情与民主理想，积极参与本地社会运动，包括保钓运动和中文运动。他的公民行动凸显了当时香港公众享有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集会自由以及向政府请愿的权利。尽管此类行动偶尔会遭到殖民当局的镇压，但抗议者们至少不会面临死亡的风险。
黄碧云对1970年代香港的描绘在其后作中继续展开。《失城》的叙事主要围绕一对本地年轻夫妇陈路远与赵眉，他们在中英谈判展开后先后移民加拿大和美国，最终返回香港。在这部作品中，作者通过两位人物的碎片化回忆，将“稳定”界定为1970年代香港的另一主要特征。这对夫妇回忆道，在1970年代末，他们成功考入香港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后来，凭藉大学学位，他们分别获得建筑师和护士这两份体面的工作。这些工作为他们提供了稳定的生活，至少使他们无须为生计忧心。阅读娱乐杂志、在咖啡馆喝咖啡以及到电影院看电影，构成了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休闲部分。对他们来说不幸的是，这种安稳的生活很快就被中英谈判打破：谈判触礁，港元急剧下泻，市民纷纷抢购粮食。
在《V城繁胜录》中，董启章同样将其对本土生活的想象锚定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初。小说藉助一群出生于“大回归时期”（即回归后的五十年）V城（即香港）的风物志修复工作者的视角，追溯V城殖民时期的风貌。小说设定，在大回归时期，这座城市持续下沉，最终所有殖民时期的建筑都沉入海中。这一关于V城五十年衰落期的设定，体现了作者对其所追忆之V城的具体时间定位。1984年，为回应广大香港公众要求维持香港现状的呼声，邓小平承诺香港的社会制度、经济政策、生活方式和法律在1997年后的五十年内保持不变。〔2〕这一承诺中所指涉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正是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香港的制度安排与生活形态。〔3〕结合这一历史背景，作者对V城在五十年后走向衰败的设想表明，他所刻画的回归前的V城乃是以1970年代至1980年代初的香港为原型的。
据董启章的描述，回归前的V城是一个富裕城市，此地居民享有相当优渥的物质生活。在小说“卷二”中，他首先将其称为“酒楼之城”，列举了近三十家著名酒楼及其丰富多样的菜式。随后，他又将其称为“小食之城”，罗列了上百种小食，包括街头小食、传统糖果小食、凉茶什饮、快餐及茶餐小食、包装小食。此后，他又将其称为“店铺之城”和“时装之城”，列举了上百种服装品牌和款式。通过这种大规模的铺陈与罗列，作者勾勒出一个充满经济活力与物质丰裕的城市形象。
除了物质层面的富裕，这座城市亦孕育了丰富多彩的文化景观，因此董启章还将其称为“伎艺之城”。他列举了众多曾风靡一时的戏剧、电影、电视剧及表演者。在市民的集体记忆中，这些文化产品比殖民者的占领、统治和撤退占据着更为中心的位置。
在强调城市光鲜一面的同时，董启章也克制地展露了其阴暗面。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他对水坑口、石塘咀、油麻地、旺角和深水埗等地风月场所女性苦难的关注。遗憾的是，他对女性苦难的书写仅停留于表层呈现，未能深入探究其背后的结构性成因。他将这一产业的存在简单地归咎于物质主义，并将其界定为一种普遍的城市现象。这种解释最终成了对这座城市的隐性辩护。随后，他甚至赞许在这座城市中性产业至少是被有序管理和规制的。
黄碧云与董启章之所以将1970年代以及1980年代初的香港视为“自由、稳定、富足”的社会，部分是由英殖政府的怀柔策略导致的。该策略意在通过增强中国内地对香港的经济依赖、培养香港市民对殖民政府的的信任，从而增加英国在未来与北京中央政府就香港主权问题进行谈判时的筹码。〔4〕尽管这一策略背后有着明确的政治算计，但其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方面所产生的效果，仍使殖民当局赢得了不少市民的支持。许多人由此将这一时期视为香港稳定与繁荣的开端，甚至将其誉为“黄金岁月”。〔5〕
对于这两位作家而言，这种认识部分也源于其父母所提供的中产阶级生活条件，以及他们自身通过高等教育跻身新中产阶级的经历。由于出身于经济状况相对稳定的家庭，他们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度过了物质上较有保障的青年时期，因此对这一时期形成了良好的印象。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一时期，他们实现了个人的“香港梦”，即凭藉个人努力和一定机遇实现了显着的阶层上升。在家庭经济支持与个人学业努力的共同作用下，他们获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进而跻身于主要由专业、管理和行政人员构成的新兴中产阶级。这种阶级地位的延续乃至向上流动，进一步强化了他们对这一时代的积极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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