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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伟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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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束沐 |
吴伟明：台湾问题在中美博弈中的新定位与新趋势
时隔近九年，美国总统特朗普实现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战略博弈成为新的地缘政治热点。其中最值得关注的，一是“习特会”折射出的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新定位，二是在中国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之下，未来台湾问题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中美双方最新涉台表述的意涵与信号
中方在台湾问题上不再只关注美方政治承诺的“面子”，而是更注重美方实质性减少插手台湾问题的“里子”。此次“习特会”中，习近平主席着重强调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同时明确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分量很重，立场明确。一方面，中方更加清楚地表明，台湾问题不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普通议题，而是最重要的问题，是决定中美关系能否稳住基本盘的关键变量，台湾问题关乎中国核心利益、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没有任何模糊退让的空间。换言之，中方要求美方要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更加清晰和符合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发展大局的政治承诺。另一方面，中方进一步清晰表明，“台独”及其背后支持纵容的外部势力，是破坏台海稳定乃至亚太地区稳定的最危险因素，要求美方就共同消除这一危险因素拿出具体措施，除了明确反对“台独”，更重要的是未来在对台军售及美台关系处理上做出实质性自我克制等。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做出策略性妥协。特朗普在华期间美方幷未如外界预料就台湾问题做出“实质性妥协”的表述，直到返美后才用自己的语言方式表明“不支持台独”的态度，给了台当局当头一棒。值得关注的是，美对台“六项保证”中明确对台军售不会与中国协商，但此次特朗普在元首峰会前就公开表示会与中方讨论军售议题，幷在“习特会”后证实双方就此进行深谈，这已经打破了原有惯例。特朗普在访华前表示“台湾问题对中国领导人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台湾距离美国9500英里，而距离中方只有67英里”，也是有意释放缓和讯息，返美后的相关表述也延续幷强化这一态度。事实表明，美国对台政策已做出策略性实质调整。
整体来看，中美双方在涉台问题上重回“共管台独”方向的趋势进一步显现。但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强调“行重于言”。作为中美关系的核心议题，中方当然会要求美方在对待台湾问题上不仅仅要有表态，更重要的是要有相向而行的具体行动。可见，中美双方围绕台湾问题的博弈更加聚焦实际行动，幷在“面子”和“里子”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协议或默契。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新定位
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的CSIS高级研究员亨利埃塔·莱文（Henrietta Levin）日前在《外交事务》发文指出，中美这一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已在一些更具实质性、更为持久的层面发生了变化，中美双边关系已经“攻守易势”。在这一大背景下，应重新审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或权重变化，我们不妨从中美两个不同角度加以观察。
中方在台湾问题上实现战略性推进。此次“习特会”中，习近平主席明确将台湾问题确定为中美关系的红线和底线。同时，此次中美元首峰会前夕，中方通过多个途径和场合主动出击，进一步巩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这一战略立场，幷强调台湾问题的“不可交易性”。这本身就是一种实力政治背景下，主动作为排除外部因素干扰、推动国家统一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性推进。未来随着中美博弈进入实力对冲全新阶段，中方在运筹台湾问题上将更加积极主动、得心应手。
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但对美国来说更多是一个地缘政治问题。长期以来，美对台主要聚焦地缘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居次。特朗普上台后，尤其是其第二任期，美国对台政策主要转向经济利益，包括高科技领域、军售等。应该看到，对于经济利益为重的特朗普而言，与台湾在美国AI产业和以台积电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的经济价值相比，百亿美元级别的对台军售就成为“可牺牲”甚至是负资产，而对中国而言，对台军售是台湾问题中的重要议题。越来越多人认为，面对中美博弈新态势，特朗普会将台湾视为其寻求与中国建立庞大双边贸易和地缘战略影响范围的大国关系的“绊脚石”，进而很可能在战术甚至战略上“抛弃”台湾。随着中美竞合进入新阶段，在中方持续强化台湾问题战略地位之下，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空间将持续被限缩，利用台湾问题对华极限施压的动能将进一步降低。
我们不妨用一个比喻来形容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及台湾问题。中国认为中美关系是一场马拉松幷为此做好长期准备，而美国更加希望将中美博弈打成一场“拳击赛”，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中美博弈看成一场“边打边跑”的特殊复合型比赛。但无论中美赛局形态为何，美国长期以来将“台湾拳”对华偷袭使绊，而中方始终将台湾问题作为底线红线幷不断强化。随着中美开启“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阶段，在中国凭藉自身实力实现“对等尊严”后，未来美方将不得不降低“台湾拳”的使用力度、频度，或面临“越打越被动”的局面。从这个角度来看，未来一定时期内，台湾问题在中美全方位博弈中的地位或总体权重将进一步降低。
中美关系新形势背景下台湾问题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伴随中美关系的发展而演进，固然非一场中美元首峰会的“一日之功”可解，但“习特会”为至少是特朗普剩余任期内的未来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奠定了新的基调，在此背景下，台湾问题面临新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
第一，在“确定性”方面。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主导权将持续得到强化。自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半个多世纪以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博弈，经历了美方强势出牌、中方被动应对，到美方持续强打、中方主动反制，再到中方战略性推进、美方策略性让步的三个阶段。尤其是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以此次中美元首峰会为标志，中美博弈中处理台湾问题的主动权，正在加速向中方转移，未来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强化，但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尚未呈现真正的“攻守易势”。 “台独”空间将被进一步压缩。近年来，中国大陆从军事、政治、经济、法律等全方位构筑反“台独”体系，未来将进一步强化精准打击“台独”势力的能力和手段。同时，在大陆“打击台独”与“促融促统”两手策略下，台湾岛内政局与民意演变将进一步压缩“台独”势力的政治空间。
第二，在“不确定性”方面。首先，特朗普的言行不一甚至态度反转仍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此次中美元首峰会成果丰硕，双方同意共同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特朗普也证实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及合作协议，但美方能否真正落实有关承诺、履行相关协议，仍有待时间检验。在涉台问题上亦是如此。因此，应慎防特朗普政府在对台军售、美军赴台协训以及美台经贸合作等方面的“假让步”。其次，特朗普面临美国内部的政治压力。有学者总结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重塑美国“深层政府”，使得现阶段美台关系出现去制度化、短视化、去信任积累等新特征，从而使美国长期“分而不独、和而不统”的台海政策出现重塑窗口。但我们更应该看到，美国内部不愿放弃对台支持，也不希望特朗普明确表态反对“台独”的力量仍是主流。因此，特朗普与美国内部“反特朗普”力量的政治博弈，也是影响未来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走向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束沐：“习特会”对台湾及两岸关系的影响
此次“习特会”的最大意义和成果，是双方同意“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从美国对华政策角度看，实质上开启了“交易加抗衡（Dealance）”的新阶段，是对“接触加遏制（Congagement）”的延续与发展。以下将从三个方面对“习特会”涉台影响进行分析：
台湾社会如何看“习特会”
对台湾而言，此次“习特会”时间点非常特殊。近一个月以来，郑丽文成功访问大陆有力提振“要和平、要交流”民意，对美军购特别预算条例在争议中通过，岛内舆论普遍认为“习特会”是影响未来两岸关系走向的重要节点。
第一，台湾在“习特会”前普遍弥漫着焦虑、悬疑和期待相叠加的心态。特朗普行前涉台言论令绿营格外焦虑，尤其是涉及“六项保证”是否存续的讨论，反映出岛内亲美势力对美国“弃台”的恐慌；同时，岛内反“独”力量也寄希望于特朗普约束和管控民进党，使得赖当局在压力下调整抗中路线。
第二，“习特会”展现出的中美“对等均势”对台湾社会是一次震撼教育。由于视频网络直播的成熟，此次“习特会”全程令台湾民众得到沉浸式体验，因而截至目前，会晤的规格和气氛显然比双方论述文本更令岛内社会“有感”。台湾民众更加认识到一个“平起平坐”的中美关系，无疑有利于岛内认清大陆、国际形势和两岸前途。
第三，“台湾已上菜单”逐渐成为岛内上下一致认知，会倒逼思考两岸终局安排。随着会后各类信息的释出，岛内对此次会晤涉台讨论的看法虽有分歧，但总的来说各方都认识到，台湾问题迟早要成为中美“交易”项目。尤其是鲁比奥会后受访时提及的和平统一“具体形式”的问题，事实上倒逼岛内思考两岸终局安排。
当前美台关系特征与变化
台湾社会对此次“习特会”的看法，本质上反映出“特朗普2.0”时期美台关系的新特征、新变化，这既涉及特朗普个人特质与执政路线、国际形势、中美关系与实力对比变化，也与台湾当局自身两岸、对外政策有关。当前美台关系有四个值得注意的新特点：
第一，赖清德、特朗普先后上任以来，美台之间无论是统治集团层面，还是社会舆论层面，都前所未有地出现了从“互信”转向“互疑”的迹象。
第二，特朗普“重利益、去价值、好交易”的风格，给美台关系带来结构性影响，冲击了民进党和岛内“亲美派”话语基础，也令“弃/卖台论”从假设情境变为现实问题。
第三，赖当局及其“小圈子”涉外经验、能力不足，不仅会加深美国对其消极负面观感，也会诱发民进党内权力斗争，“美国因素”正罕见地成为对台执政当局的不利因素。
第四，民进党当局和泛绿政治圈正在想方设法抵消、对冲特朗普的风险，包括与美“深层政府”密谋反向影响特朗普、寄希望于“后特朗普时代”鹰派政客，加强与民主党、日欧国家勾连等。
台湾问题的典范校准与典范转移
从国共领导人“习郑会”到中美元首“习特会”，近期两场影响两岸关系前途走向的重要会晤，传递出有关台湾问题的“典范校准”与“典范转移”，值得高度重视和进一步研究：
第一，重新确立“两岸和平发展”主轴，厘清了“和平发展”与“融合发展”之间的关系。2008年“胡六点”曾指出，和平统一首先要确保和平发展。此后涉及和平发展、和平统一、融合发展的逻辑关系多有论述和调整。“习郑会”再次表明和平发展是全域性、融合发展是区域性的定位。“习特会”提出的“最大公约数”本质也是将主轴重新扭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第二，重新创造“台海战略模糊”空间，理顺了台湾问题“外因”与“内因”之间的关系。传统认知中，外部势力是介入、干扰台湾问题解决的负面因素，在政治层面的“反介入”主要是阻断“台独”与外部勾连，但从“习郑会”到“习特会”创造了一种新路径：充分利用岛内积极因素反向引导外部因素支持台湾问题和平解决。
第三，将“正确认同”与“正确认知”置于首要地位，以传统文化赋能台湾问题处理与解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物质决定意识”唯物辩证法的同时，结合“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两岸同胞坚持中华民族正确认同、推动中美两国达成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正确认知，进一步为解决台湾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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