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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文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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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维旭 |
周文星：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台湾问题注入更多稳定因素
这次备受国内外各界关注的“习特会”所取得的最大成果，当属中美元首就双边关系定位达成的共识。据我与合作者研究统计，中美两国元首自冷战结束以来就两国关系定位共发起八次倡议，但双方达成共识不多且都好景不长。就此而言，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实属来之不易，但又有其必然性。
表面上看，它凸显了美国在没有欧洲盟友协助的情况下对伊朗所发动的战争中“骑虎难下”，更表露出特朗普因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美国国内油价暴涨进而冲击共和党中期选举的疲态。因此，特朗普亟须在11月初中期选举时拿出一张令国内选民满意的“答卷”，避免沦为跛脚总统。而率团对中国进行高调的国事访问幷摆出“满载而归”的姿态，显然是“答题”精髓所在。中方应对美国挑战的坚定意志与战略定力及其背后持续增长的综合实力，则是特朗普政府与中方达成上述共识的深层动因。
尽管美方在“习特会”期间一度对台湾问题缄默不语，但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甚至首要价值，自然是与中方达成的共管“台独”的共识，这一共识也将对国际社会处理涉台问题产生积极影响。若中美双方后续开展持续良性互动，这一默契有望在未来三年内为台湾问题发展注入更多稳定因素。
“习特会”后美方反对“台独”信号强烈
台湾问题是贯穿“习特会”始终的焦点议题，但中美元首在“习特会”期间的涉台互动有限，美方只是在会后释放出反对“台独”的强烈信号。
比照中美双方会后通过多个渠道释放的信息，尤其包括特朗普总统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外交部长王毅向媒体介绍元首会晤情况、国务卿鲁比奥接受媒体采访，可知三个细节：一是中方将台湾问题视为本次峰会最重要的议题，幷多次向美方阐释和强调中方在该问题上的一贯政策与坚定立场。二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的互动有限，特朗普总统没有直接回应习主席的涉台表述与提问。三是最关键的，即特朗普在峰会结束后多次就台湾问题释放强烈信号，包括“不愿意”看到有人因为“有美国支持”而迈向“台独”、两岸相隔太近且实力差距巨大而美台距离遥远且不愿参与战争，尽显这位具有孤立主义外交倾向的总统对“台独”的厌恶与反对（尽管特朗普本人幷没有使用“反对”一词）。
至于特朗普在“习特会”期间在台湾问题上的有限互动，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特朗普率领的豪华商业天团已经与中方签订了包括200架波音飞机在内的多项大单，美方已经答完中期选举的“答卷”，现阶段幷没有在台湾问题上与中方进行交易的强烈需求。二是如果在台湾问题上对中方作出重大承诺或“颠覆性表态”，可能不利于共和党对中期选举的布局。以鲁比奥为代表的幕僚，肯定也少不了善意提醒特朗普在访华期间在涉台问题上谨言慎行。三是今年将有多次“习特会”，特朗普认为可通过中美元首直接沟通管理目前总体可控的台湾问题。今年的APEC峰会和G20峰会分别将于11月中旬和12月中旬在中国深圳和美国迈阿密举行，且习主席将于今年秋季访美，这三次中美元首会面机会为特朗普应对台湾问题提供了充足的时间。此外，中美双方既然已经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那么之后双方工作团队就可围绕台湾等议题开展密切沟通。上述这些主要因素，使一向快人快语的特朗普这次罕见地甘当安静的倾听者。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或权重将持续走弱
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但自其产生至今就始终伴随着外部大国的介入与干涉。而要理解美国这个外交现实主义国家对台湾问题的干涉规律，则离不开现实主义国际关系学者惯用的权力与均势（Balance of Power）概念，这是理解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地位与权重变化的关键指标。基于这个视角，随着中美国家实力尤其是军事与科技实力的强弱升降变化，台湾问题在两国关系中的地位与权重也经历了相应的动态变迁。
简言之，当中国实力落后于美国时，台湾地区在中国大陆和美国的互动结构中处于相对更有利的位置，台湾问题也更容易凸显为中美关系中的“问题”，尤其当中美关系发展幷不顺畅而美台关系进展较快时，台湾问题的权重更大。而当中国实力接近幷在一些指标和层面超越美国之后，台湾在与中国大陆、美国构成的三角关系中的地位更不利，但台湾问题的权重此时却也取决于美国领导人的涉台认知。例如，拜登总统执政时美国行政当局对台湾问题的干涉极为全面、深入，国会立法干涉的深度、力度与烈度堪称空前，极具危害性。
不过，自特朗普总统2025年1月主政之后，我发现美国行政当局和国会在多个方面都在干涉台湾问题上有所回撤，显着地放松了拜登时期力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力度。这背后的逻辑，既有特朗普涉台认知的增长及其交易思维的作用，还有他对两岸实力对比、中美实力变化（特朗普再度提起中美“G2”即两国集团概念）的准确把握和深刻洞察。随着中美实力日益持平，美方处理台湾问题的方式将更加成熟理性，其干涉中国内政的手段和效果将更加受限（国会仍将频打“台湾牌”），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与权重势必持续走弱。
未来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确定性多于不确定性
一是从中美实力相近的结构性框架来看，未来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确定性只增不减。如前所述，权力或实力始终是影响中美涉台博弈的关键指标。随着国力持续攀升，中方在与美方博弈时将具有更全面的工具箱，应对美方“以台制华”时也拥有更有力的、针对性更强的反制手段，这间接地增加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确定性。实力之外，中方致力于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最终统一的强大意志，也是确保台湾问题走向更加确定的关键因素。
二是中美基于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所推动的后续良性互动，有助于对冲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潜在负面影响。结合中美元首在峰会期间及会后的相关信息来看，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共识的关键，就在于双方携手共同管理和遏制“台独”冒险。习主席在峰会期间表示“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特朗普总统指出美国不会因为有人搞“独立”而远赴近万英里之外的台海作战，说明中美元首在“台独”即战争、反对“台独”问题上的一致立场。此外，中美工作团队还将基于这一新共识，就经贸投资审查、高端芯片出口管制等双方关切的议题进行磋商。两国关系在这些领域取得的积极成果与良性发展，也将进一步约束特朗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言行，增加台湾问题在短期内的确定性。
“习特会”对国际社会处理涉台议题产生积极影响
“习特会”对国际社会处理涉台议题的影响，总体上更趋积极正面。不过，我们首先要明确何为“国际社会”？至少由近140个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全球南方”和以美国及其盟友构成的西方国家，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群体。对南方国家而言，它们与中国建交都基于一个中国原则，几乎所有国家在台湾问题上都持有较为连贯的政策立场。“习特会”只会加深这些国家对台湾问题的谨慎认知，强化它们对一中原则的国际共识。
中美元首峰会对西方国家的影响相对更加复杂，但总体意涵呈积极态势。峰会对日本的影响最大，一个例子就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特朗普结束访华返美时就迫不及待与后者通话，试图与美国同步中美元首会谈内容。作为安倍的继承人，高市深信“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谬论，幷在过去几年里为应对所谓“台湾有事”将冲绳等地“堡垒化”、强推修宪，故而高度关注中美元首可能在台湾问题上达成的任何共识。不过，“习特会”可能在涉台议题上给日本套上“紧箍咒”，约束后者的冒险举动。峰会对美国的欧洲盟友也具有一定的警示作用，但包括德国、法国等国家在内的反对党议员，为了国内选票仍可能会继续在涉台议题上试探，强化与台湾的有限勾连。
吴维旭：“习特会”的信号政治、危机管理与区域效应
美国总统特朗普赴北京进行国事访问，与习近平主席举行正式会谈及小范围交流。中方将此次访问置于“十五五”开局、中国式现代化推进的背景之下，提出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白宫会后也采用了“Constructiv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Stability”的相近表述。这意味着中美双方虽未消除根本分歧，却试图为高度竞争性的双边关系寻找一个可运作、可管控、可暂时稳定的政治框架。这是一场在中美深层竞争无法短期逆转的前提下，对危机管理机制进行再确认的首脑外交，台湾问题则被重新置入一个“避免爆炸、但持续敏感”的战略容器中，中美也在短期内形成了一种最低限度的危机管理默契。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双重呈现
从国际政治的角度看，高峰外交很少直接改变一个国家的核心战略利益，但它能够完成三项更具制度意义的任务：第一，重新排序双方认为“最需优先处理”的风险；第二，向彼此及第三方传递红线、底线与预期；第三，设定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双边互动的语气与节奏。
根据中国外交部公布的会谈通报，习近平主席明确将台湾问题界定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幷指出处理得当则中美关系可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当则双方可能发生碰撞甚至冲突。习主席表述的政治含义相当清晰，即北京幷非只是在例行重申既有立场，而是在面对特朗普第二任期高度不确定的对华政策时，主动将台湾重新置于中美互动的核心警戒线。
中方的表述至少具有三层含义，其一，要对美国涉台政策的“累积性漂移”进行预防性警告，北京关切美国在军售、对台高层互动与涉台政治叙事上的逐步加码，这些“非正式”的加码正在逐渐穿透既有的政策边界；其二，是对特朗普个人化不确定外交风格的直接约束，特朗普善于将外交议题交易化、谈判化，中方需要直接告知特朗普，台湾不能被视为一般经贸筹码；其三，对中国国内与周边地区释放政治定力，也就是即便中美关系进入“建设性战略稳定”新叙事，台湾幷非可后置或模糊化的次要议题。
与北京的高调点题相比，美方最初在公开层面的处理明显更为谨慎。白宫的会后事实清单未将台湾列入主要成果叙事，特朗普在北京的公开场合也没有主动展开涉台表态，特朗普会后接受Fox News访谈中说，美国对台湾政策“没有改变”，同时又表示“不希望有人走向独立”，也不想让美国为了“9500英里外”的台湾打一场战争。中美之间正在形成某种“战术性降温默契”或“反‘台独’表述上的有限重迭”，但是否已经达成新的台湾政策共识需要进一步观察。
中美两边既有公开表态的差异，幷不等于双方对台湾问题是否重要存在根本分歧，而是显示出双方两套不同的信号策略，北京要将台湾问题列为评估中美关系稳定性的关键指标，华盛顿则试图避免让台湾问题成为此次访华的公开主轴，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峰会前后的说法也显示，台湾问题确实是“习特会”中不可完全回避的议题，但美方仍试图把它限制在战略模糊与危机预防的框架内，而非公开对抗的政治舞台。
从制度层面看，美国对台安全政策幷不由一次峰会单独决定。“台湾关系法”仍在明确要求美国向台湾提供所谓防御性武器，美国行政部门与国会的制度性惯性也使对台军售具有时间与规模的延续性，特朗普的表态更像是谈判式政治语言，幷非已经完成的涉台战略逆转。
军售、军事沟通与“低烈度危机管控”
除了公开表态外，此次“习特会”后双方的操作性安排值得关注。中方公开通报提到中美双方应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与两军沟通渠道，表面标准化措辞放在台海局势逐渐军事化、近年中美危机沟通屡次中断与恢复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它表明中方希望将涉台风险纳入更可控的双边安全管理轨道，而不是任由政治表态与军事行动彼此放大。
这次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随同特朗普访华，此一安排表明，美国将军事风险控制纳入整体访问设计。这与中方强调“两军沟通渠道”的公开表述形成某种呼应。从风险治理角度看，未来中美围绕台海的低调军事磋商、安全热线、危机预防与意外事件管控，可能要比部分公开联合声明更具有实际价值。
这里需要区分两种不同层次的变化。第一是战术层面的调整，包括美方对台军售案的宣布时点、军售包装方式，以及对中国可能反应的评估、美中军事沟通的密度；第二是战略层面的根本转向，包括美国是否放弃支撑台湾地区的自我防卫、是否改变战略模糊、多大程度上承认北京对台湾的政治主张。现有公开证据可以支持第一种可能，幷不足以支持第二种结论。若把特朗普对军售的犹疑表态解读为美国整体对台政策转向，显然是过度延伸的。
更准确地说，“习特会”之后的台海风险可能会进入一种被安排的“休眠”状态。所谓“休眠”不是台海冲突的风险消失，也不是各方停止准备，而是中美双方都暂时不希望台湾议题立刻引爆更大危机，北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推进国内发展与“十五五”开局，华盛顿则需要在处理伊朗、经贸、朝核与盟友信任等多重议题之际，避免台海成为新的战略过载点。正因如此，台湾问题在峰会中既被中方强烈提醒，又被美方克制处理，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大国危机管理逻辑，而不是问题的直接解决逻辑。
从北京的立场看，这种“危机休眠”具有实用价值，一方面，它可以避免美国行政当局因短期政治利益而在台湾问题上快速突破政策边界；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国把两岸统一进程置于更长周期、更可控的战略节奏中，而不是被单一峰会的情绪起伏牵着走。对北京而言，“习特会”的重要性不在于美国是否当场作出可见让步，而在于是否成功让华盛顿再次理解，台海稳定与中美关系稳定不可切割，任何美国对台政策的重大升级，都将抬高中美整体关系的风险成本。
域外国家对台政策的“再确认”
周边及域外其他国家对台政策的形成，主要根植于各自长期的安全地理、经贸结构、同盟关系与制度定位。“习特会”释放出的风险管理讯号，可能影响周边及域外国家的短期话语强弱，却比较难改写其既有政策轨迹。
日本是最典型的例子，日本近年的官方表述持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日本安全与国际秩序的重要性，美日公开文件同样将台海和平稳定视为地区安全与全球繁荣的关键要素，这一立场不是特朗普访华之后才形成，而是近年美日对东海、南海、第一岛链安全与日美同盟角色再调整的产物。“习特会”强调台海管控风险，东京可能在短期措辞上更加审慎，但其强化西南诸岛防卫、与美国进行危机规划、将台海视为周边安全问题的趋势，不会因一次中美首脑峰会而逆转。“习特会”后美国对日本区域角色的直接支持鼓励更可能透过战术层面的强化来实现，比如华盛顿继续加强与东京在台海风险及危机规划方面的情报共享与战略对话，持续支持同盟框架下的日本扩大防御能力等。
亚洲的韩国、新加坡等则体现了另一类模式，韩国在与美国的联合表述中，已开始把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纳入区域秩序语言，但其核心安全焦点仍是朝鲜半岛，因此对台湾议题的介入较为克制。新加坡则长期主张维持稳定、避免冲突，既承认两岸风险外溢性，也避免选择一种过度军事化或阵营化的政策表述。从这些国家的角度看，“习特会”降低中美短期摩擦利好周边国家，但也不会改变“既不希望台海开战，也不愿在中美之间被迫选边”的基本策略。
欧盟的对台政策逻辑可能更具制度性，欧盟在2025年中欧峰会以及相关声明中，已形成相对稳定的三点框架，也就是维持欧盟既有“一中政策”，强调台海和平稳定对区域与全球安全繁荣的重要性，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方式单方面改变现状。与此同时，欧盟与台湾地区在贸易、半导体等科技经济联系方面的功能性互动仍在延续。这意味着，即便中美首脑峰会释放缓和讯号，欧盟应不会因此逆转其已经成形的“承认层克制、操作层扩展”政策路线。
因此，从区域层面看，此次“习特会”的外溢效应幷非要改变各方政策，而是重新“校准”各方预期，也会强化域外国家继续支持台海和平、避免公开押注冲突，同时保留应对危机的安全准备。
“习特会”在涉台问题上幷非促成了某种明示或默示的“交易”，而是使中美双方重新界定了台海风险的政治分量，中方藉此重申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不可被边缘化的核心红线，美方选择保留其既有的战略模糊与制度性对台安排。台海问题虽是中美竞争中最危险的议题，却不会单纯被一次首脑峰会“解决”。它更可能以慢变、渐变、局部升高与局部压制幷存的方式，持续嵌入中美大国博弈的长周期之中。从中国战略角度看，在“十五五”开局与外部环境复杂化的背景下，争取相对稳定的周边与大国关系空间，具有十分现实的政策意义，“习特会”可被视为这一进程中的重要稳定节点，但绝不是决定台海未来走向的单一转折点。
因此，后续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应纠结在特朗普是否已在台湾问题上让步，而是三个更具实质性的观察指标：第一，美国对台军售是否在时机与形式上出现新的调整；第二，中美两军危机沟通是否能够在台海相关议题上常态化运行；第三，日本、欧盟等行为体是否会在不公开提升政治叙事的同时，继续推进更具操作性的涉台安全与经济布局。这些可能是判断“习特会”对台海局势长尾影响程度几何的持续观察指标。
林中威：中美元首会谈标志两国关系正在迈入新阶段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展现出中美关系呼之欲出的“新常态”。但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仍是迫于现实压力，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种状态，其仍有很强的动机打破这种“新常态”的稳定。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虽然台湾地区影响中美关系的能力还在持续下降，但短期内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性却可能相对提升。
“近乎平等”的实力地位是中美关系新阶段的主要表征
此次中美元首会谈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美方开始承认双方达成了一种“近乎平等”的实力地位。一方面，“平等”明确体现在美方的表态中，如特朗普去年就曾用“G2”来形容中美关系，此次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又重复了这一提法之外，还在致辞时做了展开论述，明确“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另一方面，这种“平等”的微妙之处也体现在美方没有公开表态的方面。比如在台湾问题上，习近平主席把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放到了很高的层次，也表达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决心。而美方在正式场合仍然坚持对这一问题进行低调处理，这就表现了他们既不愿意让步又不得不妥协的复杂心态。特朗普最终仍在访华结束后接受福克斯采访时，说出了不希望看到台湾“独立”等一系列表态，幷承认在台湾问题上很深入地听取了中方的意见，这就说明他最终经过反复权衡，还是决定“基于实力地位”与中方相向而行。
中美关系的新阶段是当今全球不稳定的产物
美方能够接受中美之间的“平等”，最直接原因就是其当前面临的一系列问题，这也使这种“平等”仍要面临形势变化的检验。首先，这种“平等”体现了双方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均势。中方虽然一直处于守势，但却发挥了自身的制度优势，实现对美方的对等反击，迫使其认识到贸易战、关税战没有赢家。此次特朗普来访前中美两国在韩国进行贸易谈判取得一定进展，以及美方访问团有大批企业家随行，都说明美方急于减弱贸易战对自身的负面影响，这也是当下撬动中美关系格局变动的最主要原因。但是也要看到，目前美方在对华贸易领域的一些政策构想都仍是对现有模式的小修小补，在思路上也还是渗透着“零和思维”，没有去涉及中美经贸中间那些深层次的问题，导致两国间的竞争甚至斗争仍可能因为局势的变化重新激化。
其次，这种“平等”也是美以伊冲突或者说斋月战争等一系列区域动荡的结果。其实美国在军事上的困境不是在这次冲突以后才暴露，从去年其中国军力报告迟迟不能出台，就可以看到美国面临的问题已经很难掩盖。但就是在这样的前提下，美方仍然违背基本战略逻辑，贸然与伊朗开战，虽然没有受到决定性的损失，但是也落得灰头土脸、骑虎难下。经过这一次战争，美国面临的地缘政治包袱非但没有减轻，其武装力量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还被进一步放大，在进行大规模军事对抗方面明显力不从心。因此美方至少在短期内需要稳住中国这一主要竞争对手，不能卷入到新的军事冲突中去，特别是确保不在台海周边这样极为不利的环境下与中国开战。但是我们也不难想象，美国总是要想方设法地去恢复其军事优势，去改变这种“平等”状态。
最后，这种“平等”也受到美国国内环境变化的影响。美国国内面临的种种治理问题本来就是特朗普上台的重要原因，但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多数问题非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越来越突出。加上互联网广泛传播中国发展成就，正有越来越多美国人开始认识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与中国合作可能甚至是解决他们自身面临问题的唯一方法。面临中期选举的特朗普如此迫切地想通过这次访问给自己“加分”，既是在迎合这种观念，某种程度上也说明其本人同样存有类似的心态。不难想象，随着经济周期和选举形势的变化，美方与中国达成某种合作的迫切性也会相对下降。
中美关系的新阶段要面临新的挑战
可以认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第一步先明确把它作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中美关系的战略指引，是一个顺应当前形势、也较为务实的设想。但也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短期内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敏感性可能进一步提升。因为目前中美在南海、东北亚等战略方向上“擦枪走火”的可能性相对减弱，同时中美贸易战、科技战也进入较为缓和的阶段，台湾问题的不确定性反而得到突显。这同样也是三个方面因素的结果。
一是赖清德当局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由于当前民进党的基本特点和运作模式，其在两岸关系上的挑衅是很难真正停止的。同时这种挑衅又集中在持续推动台湾社会所谓的“民族构建”和“安全化”，聚焦于削弱统一的可能，而非明火执仗地进行“法理台独”，美国基于自身利益和政策习惯，很难进行有效遏制。这就使中美合作管控台海危机呈现出中国为主，美国有限配合的局面。这种付出的不平等、贡献的不平等，让双方建立尊重和互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是美国根深蒂固的霸权思维、冷战思维。从鲁比奥等人的访谈看，尽管他竭力显得“客观”，但仍没有改变“零和游戏”的思维，潜意识里还是把“现状”都视为美国的利益，这使他们在越来越无“牌”可打的条件下，要抓住一切机会确保能遏制中国大陆，从而愈发将台湾地区视为遏制中国大陆的核心资源。其实特朗普第一个任期前后，美国已经初步意识到自己在与中国的长期竞争中面临非常严峻的挑战。但在当时美国国内一部分政客仍然坚信他们可以靠所谓的“制度优势”“文化优势”和人口结构优势，通过发展人工智能等高科技，在长期竞争中扭转局面。同时即便在西太平洋发生军事冲突，美国不仅还认为自己有能力获胜，而且也设想要通过制裁和封锁来遏制中国，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但这些年的实践证明，美国在人工智能上的优势幷不明显，俄乌冲突、美以伊冲突也表现了制裁与封锁的局限性。这样台湾反而成了他手里相对有用的一张“牌”。因此，只要美国政界不彻底改变霸权思维、冷战思维，那总会有人寄希望于通过操弄台湾问题来增加自己的战略筹码。
三是人工智能时代为美国打“台湾牌”创造了新的条件。美国一些人将人工智能作为中美战略竞争“杀手锏”的目标虽然没有实现，但美国对人工智能的高度重视，仍然深刻改变了世界格局，幷对台海局势产生巨大的影响。即便在和平时期，赖清德当局在内部治理乏善可陈的前提下，仍然可以藉助人工智能产业飞速发展对台湾的溢出效应，获得比较亮眼的经济数据，这可以说给他的执政提供了“遮羞布”。美国利用人工智能产业与金融产业的联动，塑造出的经济繁荣，也让台湾一部分人坚定了“脱中向北（美）”的决心。即便是在岛内面临的能源危机等社会议题上，也有很多人寄望于美国人工智能产业带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的发展，来最终获得“安全的核能”，为民进党的“反核”意识形态解套。而在军事领域，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实际上让岛内“台独”势力及其境外支持者获得了一种大幅推高大陆对台动武成本的预期，让他们在“以武拒统”希望愈发渺茫的背景下，感觉到抓住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总而言之，美国在这次中美元首会谈中表现出的这种对中国“近乎平等”的姿态，是前一个阶段中美战略竞争的结果，也预示着双方关系正迈入以管控竞争、有限合作、共同面对新变局为基调的新阶段。而在这一过程中，台湾问题的不确定性存在进一步增强的风险，我想这也是习主席在会晤中专门强调台湾问题重要性的一个原因。但是我们要看到，美国的利益显然和台湾社会的利益不同，面对中美力量对比变化的现实，美方虽然可能更重视台湾地区作为战略资产的作用，却也会更强化其作为“一次性资产”或者“兑子”的属性，同时让处于二线的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来承担给美国当“盾牌”的任务。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无条件迎合美国显然是无益于台湾社会的。面对中美关系的新阶段，台湾民众也有必要作出更理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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