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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存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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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先才 |
殷存毅:“习特会”后要对和平统一更自信
中美关系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互动直接影响着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和平稳定,也深刻牵动着两岸关系的发展走向。从两岸关系的角度看,此次“习特会”进一步夯实两岸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两岸的最终统一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所趋。
我们注意到此次中美领导人会谈时,当习近平主席清晰地表达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坚定立场和斗争决心时,美国方面似乎在“回避”台湾问题,以致特朗普回国时在“空军一号”上面对记者“机关枪”式提问台湾问题,许多人质疑美方为何在台湾问题上陷入沉默?特朗普面对记者表示没有给两岸任何一方承诺,而鲁比奥在返程时谈了很多内容。尽管特朗普一开始试图给外界造成台湾问题不是他此次中国行的主要问题的印象,但在后来接受福斯电视记者采访时,特朗普承认与习主席深入讨论了台湾问题。最值得玩味的是,当有记者在问询美国对台军售问题时提及里根时期的“六项保证”时,特朗普表示:1982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我认为,从这句话出发,我们可以做一些中美关系在新时代的猜想。
我认为特朗普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破坏”特点的人,从他两次执政以来的言行看,无论“退群”、与传统盟友争吵霸凌、对全世界大打“关税战”等,都是对既有国际秩序和规则的蔑视和挑战,当然这不应被简单地视为特朗普个人性格的问题,而是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实力和影响力相对下降的躁动,他试图重新塑造能够挽回美国颓势的新秩序,借用制度经济学派理论表述来比喻,他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破坏”的人。
我们知道,在台湾问题上真正制约中美关系的还是美国在与台湾“断交”后那几份重要法律文件,如果美国要抛弃或减轻台湾问题这个沉重的负担,确保他的“MAGA”理想不被中美关系的严重冲突而“泡汤”,只能通过国会的某种修正,而目前特朗普流露出“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情”,暗示这已经是过时的东西,可以“重新打扫房间、重新整理了”。由于特朗普的“破坏性创造”的特点,更重要的是由于美国的单级独霸时代的一去不复返,他在任期最后,对台湾问题的各种原有法律约束进行某种形式的解套,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所以台湾问题可能会迎来“破坏性创新”的新局面,这也是我们所说的“百年未有大变局”涉及台湾问题的变局。我认为,特朗普这次对台湾问题的沉默和躲闪,意味着美国是到了该重新修正美国涉台旧法律、历史文件的时候了。但毫无疑问,这一点的基础是中国的日益发展和强大,已经事实上形成G2共治的格局。
因此,此次“习特会”后,我们应该对和平统一更有自信。近年来,舆论上“武统”声音高涨,但在中国发展的关键时刻,坚持战略定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研究者应该少一些赶时髦,因为真正经得起实践考验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是一些基本常识。亨廷顿曾在其《文明的冲突》中指出,儒家文明的核心国家是中国,即在中国文化圈里的所有地区都是中国的势力范围,更何况台湾问题本来就是中国的内部问题。鲁比奥随特朗普访问中国后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他特意提到中国的和平统一是希望“让台湾自愿接受统一”。最近岛内有一份民调显示,台湾有400万人可以接受统一。上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以来,有两个思想家的论断,一个被证伪、一个被证实。被证伪的是福山“历史终结论”,被证实的是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这个被事实证明了,两岸统一是儒家文明圈里面的家务事,我坚信和平统一的大势更加清晰,我们也要更加自信。
陈先才:“习特会”后台海局势稳定可期
“习特会”成为当前全球瞩目的重大事件,必然会对台海局势的发展带来重要影响。随着中美将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必然会为未来更长一段时间的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习特会”上围绕台湾问题上的相关共识,不只是有望为中美关系开创新的局面,也会对未来的两岸关系发展带来重大的影响。
中美涉台表述信号清晰共识增加
在这次中美元首会晤中,中方明确指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的最大公约数,美国务必要慎之又慎,这既是对目前中美关系发展现状的深度担忧,又是对当前台海局势的深入观察。长期以来,虽然中美双方在台湾问题上各有坚持,但有一个最大的共识,即都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都认识到要管控好双方的分歧,避免冲击中美关系的发展大局。本次“习特会”上,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涉台表述信号非常清晰,双方的共识有所增加。
事实上,“习特会”举行前夕,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与美国国务卿鲁比奥的通话中就强调,台湾问题事关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中方明确指出,“台独”与台海和平是“水火不容”的关系,强调“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就必须旗帜鲜明反对‘台独’”,要求美方就“台独”挑衅行为做出明确回应。在“习特会”上,中方提出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其核心意涵突显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中美关系新局面。而当前中美关系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之所以成为中美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主要是当前台海和平稳定的局面正面临严峻的挑战。其根源主要有两个,一是赖清德当局的“台独”分裂行径与挑衅,这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风险,只要民进党当局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赖清德当局不放弃敌视大陆的对抗政策,台海的和平稳定就不可能得到维系。“台独”与台海和平是一对完全不相容的冲突关系。二是当前美国越来越深度介入台湾问题之中,尤其是美国对台军售、美台军事合作等问题已经成为推动台海风险骤然上升的重大隐患。不可否认,美国对台军售已经成为民进党和赖清德当局“倚美谋独”的重要外部支撑,如果美国继续对台军售,继续强化美台军事勾连,则台海局势的风险不断上升,最终必然会对中美关系的稳定造成重大的冲击。
在这次“习特会”上,中方明确将台湾问题视为不可逾越的底线,美方对此也未提出异议,而是对中方的坚持和立场保持沉默的态度,这表明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攻守态势已经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中美在涉台表述上的共识明显增长,即维持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双方在涉台问题上释放的信号非常清晰。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不确定性风险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最为复杂的问题。长期以来,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确定性以及不确定因素客观存在。但近年来,随着中美关系进入深度博弈的阶段,台海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风险大幅增加。
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确定性因素,体现在美国对台湾的所谓“承诺”,即美国在过去数十年里处理台湾问题时所形成一系列的法律与政策框架,包括中美之间的三个公报,以及所谓的“台湾关系法”“六项保证”等,而大陆方面则是体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底线,即中国政府将台湾视为其不可分割的核心利益,包括《反分裂国家法》等法律。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立场具有高度战略稳定性,也是不可谈判的底线。此外,美国长期基于地缘战略层面的考量,即台湾岛处于第一岛链的关键位置,幷将台湾视为其在亚太制衡中国的重要节点。当然,中方将美国对台湾的支持视为一种战略挑衅。同时,美国国内两党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一致,甚至有意强化台湾的防务能力,以及持续维持双方非官方关系等,都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变数。
就目前的中美关系以及台海局势发展来观察,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的确定性因素有所下降。但台海局势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大为上升,甚至有可能成为引发中美关系的最大风险点。例如,美国对台军售有可能触发中美双方的对抗升级,在政治与外交领域层面,中美领导人的决策风格、优先事项及其判断,以及第三方因素干扰等等,都可能引发台海局势的巨大变动,加之台湾内部的变数,尤其是“台独”势力的挑衅性动作等,还有就是台湾社会民意的发展变化,可能会成为引发台海局势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
“习特会”为两岸融合发展带来重大契机
“习特会”不只是中美两大国的直接互动,更会对两岸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一方面,随着中美两国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一问题上取得最大公约数,这有助于台海局势的持续稳定。民进党和赖清德当局长期挑衅与破坏两岸和平稳定的冲撞行为必然会受到压制。当前,赖清德当局不断升高两岸对抗,人为制造两岸紧张氛围,这对台海和平稳定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此外,中美两国在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引领下,美国在对台军售方面也必然要有所收敛,不得再为“台独”势力发出错误讯号,不得为民进党当局的“倚外谋独”提供任何支持。
另一方面,“习特会”或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新的契机。大陆方面始终坚持和平统一的既定方针,这不只是大陆方面的长期坚持,而且也符合美方的期待。随着中美领导人在“习特会”上就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这一点上达成共识,无疑有助于当前台海局势的降温,加之岛内支持两岸和平发展、融合发展的力量必然大幅增长,这些都为两岸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和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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