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台湾“绿色内宣”影视作品生成机制与实际影响分析 作者：黄诗娴（厦门），集美大学电影学院教授
【摘要】近年来，台湾以影视作品为载体的“绿色内宣”形成体系化运作，其运作逻辑可追溯至国民党退台后建构“反共”媒介意识形态，幷在当代政治语境中被转化与重组。在此背景下，一系列影视作品围绕特定叙事取向持续推出，包括假想解放军武力攻台、渲染战争情境的电视剧《零日攻击》，美化日本殖民统治历史的迷你剧《听海涌》，讽刺岛内其他政党的《国际桥牌社》，刻意渲染“白色恐怖”政治伤痛的电影《流麻沟十五号》等。这类作品多聚焦历史记忆重述、现实政治隐喻与身份认同表达，幷刻意强化分离主义意识、扩大两岸差异认知及重构媚日恋殖历史情结。在生成机制上，相关影视生产依托政策引导、公共资源大量投入与产业协同运作，形成从立项扶持、内容生产到节点传播的完整链条，幷通过本土与国际媒体平台扩大传播影响。但在实际效果层面，这类叙事虽在公共议题设置上具有一定能见度，但在认同多元的当下，不少青年群体“政治疏离感”增强，“政治逻辑”缺乏向“市场表达”转译的能力，其文化渗透力与持续影响力呈现出较大局限性。
2025年8月，以虚构解放军武力攻台、台海爆发战争为题材的电视剧《零日攻击》在台湾公共电视及流媒体平台播映，引发岛内舆论及国际媒体关注。该剧制作成本达2.3亿元新台币，接近台湾电视剧史上最高投资水平，呈现出“哗众取宠”式的题材尺度大、叙事呈现及视觉奇观化特点，同时在宣传与发行层面亦投入较大资源，显示出官方力量在影视生产与传播环节中的深度介入。在此之前，2024年由台湾公共电视台拍摄、以二战末期台籍日本兵为叙事主体的《听海涌》，亦在岛内引发争议，其在历史叙事与人物塑造上的处理，亦涉及历史诠释偏差及价值立场问题。
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所讨论的“绿色内宣”影视实践，可理解为一种以文化生产为路径、以影像叙事为载体的政治传播方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影视作品的日常化传播，将特定的认知框架与价值取向嵌入公众尤其是青年群体的媒介消费之中。这一过程幷不局限于单一概念，而是综合体现为多种叙事取向的交织，例如强化台湾主体意识的分离性表达、以“反共抗中”为核心的对立性叙事，以及在部分历史题材中呈现出的对日本殖民统治的再评价甚至“媚日恋殖情感”等。这些不同面向，共同构成了当前台湾部分影视作品中较为突出的意识形态表达结构。
在数字视听时代，影视作品作为触达大众尤其是年轻群体的重要媒介，其影响力不仅体现在内容层面，也体现在传播路径与平台机制之中。近年来，围绕上述叙事取向，一系列影视作品在官方政策支持与产业运作的共同作用下持续推出，包括《零日攻击》（2025）、《听海涌》（2024），以及带有政治讽喻性质的《国际桥牌社》（第一季2020年、第二季2021年），还有以“白色恐怖”为叙事背景的《返校》（2019）、《流麻沟十五号》（2022）及《余烬》（2024）等。这些作品在题材选择与叙事重点上，普遍涉及历史记忆重构、当代政治隐喻及身份认同表达等议题，幷在持续强化特定历史叙事框架与政治立场的过程中，逐步建构起以对立想象为核心的文化认知结构。
从生成机制来看，这类“绿色内宣”影视作品往往体现出“政策引导—资金支持—节点传播”的运作路径。一方面，相关作品在立项与制作阶段获得公共资源或政策性支持，使其在选题与创作方向上更易聚焦特定议题；另一方面，在传播层面，通过选择具有象征意义的时间节点上映或播出，幷藉助本土及国际媒体平台进行集中宣传，从而放大其社会讨论度与议题影响力。在创作层面，这类作品在主题上较多涉及分离性认同建构、两岸关系对立叙事以及对历史经验的再诠释，同时在产业生态中，也呈现出创作资源相对集中的现象，即部分具有明确立场倾向的创作团队获得持续性支持。
从历史脉络来看，当代台湾政党藉助影视媒介进行政治传播，幷非始于近年，而是可以追溯至国民党迁台以来逐步形成的一套文化生产与叙事机制。在美国主导的冷战格局影响下，国民党当局将影视纳入意识形态传播体系之中，通过持续生产以“反共”“敌我对立”为核心的影像叙事，逐步形成一种以两岸分隔与对抗为基础的文化结构与集体记忆，这一叙事传统在后续政治发展中被不同力量以不同方式继承、转化与再利用，成为理解当代“绿色宣传”影视策略的重要历史前提。战后台湾社会重建过程中，国民党在政治与意识形态层面面临合法性重建的现实需求，因而在社会文化体系建构中不断强化以“中华文化正统”与“中国国族认同”为核心的价值框架，幷以电影这一大众媒介作为政治动员与认同塑造的重要工具。1950年代，大量以“反共”“抗敌”为主题的影片通过谍报、战争等类型叙事，结合隐喻、象征与对比等手法，建立清晰的敌我结构，制造强烈的危机意识，同时调动“抗日”历史记忆以激发集体情感，幷转化为现实语境中的政治认同资源，如《噩梦初醒》（1950）、《歧路》（1955）、《音容劫》（1960）等作品，均在不同程度上承担了强化意识形态传播与政权合法性建构的功能。进入1960年代，随着两岸对峙格局的持续，尤其是以金门炮战为代表的前线经验不断被影像化再现，金门这一前线空间所承载的炮战、心战广播与心理对抗等历史经验，逐渐转化为影视叙事中的核心资源，《金门湾风云》（1962）、《黎山春晓》（1964）等政宣电影围绕“军民一体”“保卫阵地”“反攻复国”等主题展开，通过对国民党军队的英雄化塑造与集体主义叙事，强化对立格局下的身份边界与政治认同。在这一过程中，电影持续通过对“大陆”形象的他者化建构与对战争情境的反复再现，固化了以分离与对抗为核心的叙事框架，使两岸关系在文化层面被编码为长期对峙的结构性经验。至1980年代，随着电影工业发展与政治环境变化，历史题材影片开始以更大规模制作对既有战争记忆进行再影像化，例如1986年的《金门炮战》即在军方资源支持下，通过大规模人力与装备调度重现1958年战事，其叙事聚焦突发炮击后的组织反击与战局转折，在影像层面延续幷强化了既有的敌对叙事与“国家记忆”框架。总体而言，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对电影媒介的运用，不仅服务于当时的意识形态动员与政权合法性建构，也在长期传播过程中形塑出以两岸分离与对抗为核心的记忆结构，这一结构在后冷战时期被重新编码与转化，构成后来包括民进党在内的政治力量运用影视进行叙事建构与政治传播的历史基础。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拟以近五年（2020—2025年）相关影视作品为主要研究对象，重点选取《零日攻击》《听海涌》等具有代表性的案例，从内容生产、叙事结构与传播路径三个层面，分析其生成机制及其在岛内乃至更广泛传播空间中的实际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绿色内宣”影视在当代媒介环境中的运作逻辑及其与观众接受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理解当前台湾影视文化中的政治传播现象提供一个更具结构性的分析框架。
一、“绿色内宣”语境下的内容创作：历史观与民族意识的偏移
（一）政治叙事导向下的亲日情感结构
2024年，由台湾公共电视台投资拍摄的5集迷你剧《听海涌》，讲述太平洋战争末期，日本征召台籍青年充当军属，前往婆罗洲监管日军抓获的战俘。战后，澳洲军队接管战俘营，发现营地壕沟曾发生屠杀，42人惨遭杀害，台籍战俘监视员因此被指控犯下虐待和屠杀战俘的罪行，幷被送上澳大利亚军事法庭审判。该剧以日据时期“台籍战俘监视员”为叙事视角，是台湾首部以二战时期台湾人为主体视角展开的剧集。2024年8月在台湾公视首播后，同年11月上线国际流媒体平台奈飞（Netflix）。《听海涌》在人物塑造与情节推进中，将台籍日本兵的身份认同问题置于核心位置，以此呈现“媚日恋殖情感”：大哥新海辉说“我吃日本米，读日本书长大，我就是日本人”，为了从军属升为二等兵，他效法日本兵那样虐待战俘，尽力“表现”给日本人看，他是一个顺从日本且一心想着融入日本、希望在军队能得到一席之地的人。老二新海志远，一心挂念着在台湾遇到的日本籍女友，希望能够在日本军营里获得足够的地位，让女友父亲“看得上”，当兵是为了证明自己，实现自己的社会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台湾人和日本人的爱恋和情感故事，在台湾影视作品的历史脉络中，时常被刻意渲染为美好、幸福的，如果台湾人和日本人最终没有在一起，则会被烘托为悲情和遗憾的。三兄弟中的老三新海木德，年龄最小，一路不明就里地跟着日本兵。这种叙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个体在殖民语境中的认同困境，但同时也通过情感线索与人物动机的操弄，强化了对日本身份的趋附。
在具体呈现上，剧中部分情节与镜头语言引发争议。例如，北川小队长所说“在这里，不管台湾人还是日本人，都是平等的”，弱化了殖民关系中的结构性不平等、美化了日本殖民者的形象。剧中镜头点到即止地表现了日军在战俘营地对俘虏的暴力、殴打、强奸，而最后盟军轰炸营地，则以全面且特写的强调镜头呈现日本士兵被炸得断手残肢、血肉模糊的惨状。将新海木德被判重刑后逃跑被澳大利亚军人一枪爆头的画面完整呈现，还强调他是15岁未成年，引发观众同情心。盟军登陆时日本军人“临危不乱”“坚守”到最后一刻的场景，令台湾观众不自觉代入日本人的身份和立场。①这种影像分配容易在观感上形成明显的情绪导向，幷在观感层面形成显着的亲日倾向性。
另一方面，该剧在历史人物与史实处理上亦存在较大改编幅度。其原型之一来自李展平2005年出版的《前进婆罗洲——台籍战俘监视员》。剧中“罗进福”一角对应历史人物卓还来，这位曾为国家牺牲的外交官在史实中表现出坚守立场行为，他被一直移转于7个战俘营，当地侨民5次欲将其救出，他却担心祸及侨民而不肯离开，幷最终被日方残忍杀害。在剧中，澳洲法庭上，当被塑造的有良知的日本律师提出“台湾人也是战胜国中国人，不应予以审判”时，罗进福却为了报自己妻儿被台湾人杀害之仇，而诬告台籍战俘监视员，刻意不认同“台湾人是战胜国中国人”，此剧情刻意扭曲污名化已然牺牲的卓还来领事。此外，剧中刻意恶化领事夫人与台籍监视员的关系，剧中台籍监视员亲手将领事夫人及孩子残忍杀害，但历史上，战俘监视员柯景星以日军配给的香烟与当地农民换鸡蛋塞给领事夫人赵世平，让营养不良的孩子得以存活，当年的领事和领事夫人对于台籍监视员充满感激之情，幷在后来与柯景星一家及后人形成良好的关系，幷没有如剧中所呈现的残忍杀害。②
总体来看，《听海涌》篡改历史，扭曲国家和社会的历史记忆，将爱国外交官污名化，将台籍日本兵与外交官一家的互助关系改写为杀害及复仇的仇恨关系。其所呈现的媚日和恋殖情感，通过人物认同、情感关系与影像语言等多重路径加以体现，从而在文化层面形成值得关注的叙事倾向。
（二）恐共：营造战争恐慌，宣扬两岸对立情绪
《零日攻击》把大陆塑造成为威权、恐怖、带有极强战争威胁性的“敌人”，以大陆挑起战争、武力攻台制造两岸对立。片中用阴郁的冷色调、不断呼啸的警报声、天空中飞过的战机等视听元素，以及惊恐民众的特写，营造一种极强的视觉压迫感。有意地以猎奇式的影像方式去塑造大陆在科技、宗教、媒体、网红、商业等方面的“渗透”，幷不断以“红色渗透”作为关键词进行影片包装。黑底白字的中英文字幕“攻击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登陆台湾”配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形成一种极其扭曲表意的震慑效果。这是一部典型的塑造战争假想的政治宣传片，充斥着各种“反中”口号。其叙事策略就是通过“红色渗透”主题延续到最后台海战争的爆发，给台湾观众一种战争难以避免、敌对的大陆“红色渗透”无处不在的错觉，煽动台湾社会进一步强化“反中”“抗中”情绪，进而形塑一种与大陆敌对的“守护台湾”的异质的、扭曲的“民族性”想象。
十集剧情分别由十位导演拍摄，在内容上不具有连续性，却意图以不同视角呈现台海发生军事冲突情形下所有台湾人都难以幸免的绝望感。第一集《战争与和平》讲述台湾“大选”期间发生投票所爆炸案，导致局势紧张，随后一架运八侦察机坠毁在东台湾太平洋，解放军以搜救为名出动大批海空军包围台湾海域，将“零日”登陆的可能性推向倒计时。交接空窗期，新旧领导人面临政治权力斗争、反战声浪与“红色渗透”威胁，社会动荡不安，幷在“国家安全”与民意压力之间挣扎，最终选择宣战。通过描绘解放军以“搜救”为名进行海空包围，将大陆描绘成隐蔽、侵略性且不可信的力量，强化大陆威胁。刻意呈现台湾内部因“红色渗透”而产生的不信任与分裂，着力渲染大陆干预民主进程的负面形象。此外，剧中政治与社会冲突的紧张氛围，使观众在潜移默化中接受“防范大陆、抗中保台”的价值判断。《蛇仔》以青少年视角描绘动荡时期的社会心态与不安。通过角色对战争可能带来“重新洗牌”与阶级流动的幻想，将外部威胁与内部焦虑相结合，让观众感受到强烈的压迫感。《ON AIR》藉媒体与谍报题材，描写信息干预、网络攻击与通信中断，使大陆势力被呈现为具备操控与渗透能力的“威胁方”，加深“恐共”心理印象。《MIND FUCK》通过网络红人现象、人工智能以及认知作战等科技元素，凸显现代战争与信息战的复杂性。剧中暗示大陆或其支持势力利用网络舆论、意见领袖和算法，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认知，使观众形成对大陆“软性渗透”的警觉。这种描写不仅延伸了军事威胁概念，也将“恐共”延伸到文化与心理层面。《金纸》与《海伦仙渡师》将高雄渔村、地方祭典、地方宫庙、宗教与选举等本土生活元素纳入剧情，通过伪纪录片的表现手法，有意呈现出地方选举中的“外部干预”，又刻意营造地方宫庙与大陆的密切关系，通过台商、中产家庭及宗教信仰者在战争与政治压力下的抉择，强化对大陆潜在“干预”的呈现。《两岸密尸》通过描写旅台日本人与台湾本地人在大环境变动下的心理状态，暗示大陆势力对台湾社会与文化认同的潜在威胁，暗示“大陆可能侵扰台湾生活、影响社会秩序”的潜意识信息。《突围》《破胆行动》更直接描写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登陆时的战斗，及后方与前线断联的紧张场景，将大陆描绘为军事威胁源。这种高强度、精心策划的战斗场景，让观众直观感受到军事冲突可能带来的破坏性和恐惧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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