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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1：新闻框架矩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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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2：新闻框架编码维度 |
中评社╱题：台湾媒体对西进艺人报导的政治化机制研究——以“吴慷仁事件”为例 作者：孙祎妮（厦门），华侨大学海峡两岸传播创新研究中心副主任、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洪若淇（厦门），华侨大学海峡两岸传播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助理，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
【摘要】本文以2024年吴慷仁签约大陆经纪公司事件为案例，分析台湾不同政治光谱媒体的157篇报导，揭示台湾媒体在“西进艺人”报导中将文化议题政治化的微观机制。本文提出政治极化语境下“框架的工具化”与“信源的建构化”命题，推进框架理论与消息来源研究的理论边界。研究揭示，吴慷仁事件展现了民进党治下台湾媒体处理“西进艺人”群体的结构性逻辑：文化的中性地带被系统性取消，个体行动被强制赋予政治意涵，文化交流从“沟通桥梁”沦为“舆论战场”。本研究建构的三机制模型不仅解释单一个案，更可推广至理解当前“登陆台胞”的媒体再现，为剖析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结构性困境提供理论分析工具。
一、文化交流的政治化：当前台湾媒体在两岸报导中的结构性困境
台湾艺人赴陆发展，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缩影。自1984年黄阿原首登央视春晚、1987年两岸开放探亲后，凌峰、费翔等艺人相继“西进”，此一现象由个案步入规模化阶段。回顾数十年历程，可分为四个阶段：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的探索期、1990年代中后期至2000年代初的深化期、2000年代中后期至2010年代的常态化时期，以及2012年以降逐渐显现、至2016年民进党再度执政后的高度政治化时期。其中，2013年张悬“国旗事件”、2015年周子瑜事件及演艺人员涉入太阳花学运等，共同构成了文化议题被纳入政治框架的演化脉络。
前三阶段，“西进”被视为职业选择与文化互动，其正当性源于市场逻辑与两岸共同的文化记忆；第四阶段则出现文化政治化转向。
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后，这一趋势全面加速。随着“台湾主体意识”被系统纳入教育、文化与媒体政策，两岸文化交流逐步被置入政治解读框架。台湾媒体在议程设置中日益脱离文化逻辑，转而以政治立场为诠释基准，从文化交流的中性中介蜕变为政治意义生产的关键节点。本文将此转向界定为“结构性政治化”，特征有三：对同一事件建构相互冲突的叙事；将文化或职业行为强制转译为政治表态；价值判断先于事实陈述构成报导主轴。
既往研究多以“政治光谱分化”解释台湾媒体的差异化叙事，预设不同媒体至少共享基本事实，仅在价值判断上呈现差异。然而近年台湾舆论生态出现新变化：部分议题呈现事实层面的叙事断裂，不同媒体不仅给出不同观点，更建构相互竞争的“事件版本”。①这种从光谱分化滑向结构性政治化的趋势，对既有观点形成挑战。
2024年9月，吴慷仁宣布签约大陆经纪公司，并发出“祝福锦绣中华”文案，引发台湾舆论高度关注。这一争议之所以迅速升温，与其既有公众形象密切相关。作为台湾中生代演员，吴慷仁长期以专业表现与对公共议题的参与受到关注，亦曾为太阳花学运公开发声。因此，其赴陆发展与表态并未被视为一般性的职业选择，而是在媒体报导中被迅速界定为“立场表态”“身份抉择”乃至“忠诚测试”，艺术发展与职业规划等因素反而被边缘化，也使该事件成为观察台湾媒体如何将文化议题政治化的典型案例。
与既往以“媒体政治倾向”为核心的研究不同，本文更关注文化议题被台湾媒体重新定义与再编码的机制性过程，即文化交流为何、如何在新闻文本中被政治化，以及这种政治化如何在不同光谱立场媒体中呈现“方向各异但逻辑一致”的结构性路径。
基于此，本文提出三个研究问题：1.台湾媒体如何将吴慷仁的“文化—职业”行为框架为政治议题？2.不同政治光谱媒体的政治化路径有何异同？3.信源结构与价值推演如何参与政治化建构？研究旨在揭示台湾媒体政治化机制的运作逻辑及其对两岸文化交流的结构性制约。
二、文献综述、理论视角与分析工具
（一）两岸议题的媒体再现：取径与不足
既有研究可归纳为以下三种取径：政治光谱取径强调媒体报导差异与政党之间的对应关系，认为媒体对两岸议题的呈现深受政治结构制约，并随政治环境变化而调整。②③但该路径多关注政治事件，较少触及文化议题。
事件框架取径聚焦具体事件中的问题定义与归因策略，如媒体如何在“经济交流／政治渗透”“人道关怀／国家安全”等框架之间进行意义竞争。④⑤此类研究揭示框架选择的意义建构功能，但分析对象本身多具高度政治性。
认同论述取径则关注媒体如何再生产国族边界，认为媒体透过隐性话语维持国族区隔，揭示媒体再现作为身份政治实践的重要作用。⑥⑦
上述研究证实台湾媒体两岸议题的政治化倾向，但存在局限：一是多聚焦宏观政治议题，对文化交流等“低政治”领域关注有限；二是多将政治化作为结果描述，较少拆解文化行为如何在文本层面被转译为政治问题的微观过程。
（二）分化、固化与极化：台湾媒体生态的结构性特征
台湾媒体与政治权力的关联可追溯至威权时期的“侍从报业”，相关研究揭示了政治权力如何决定媒体立场。⑧政党轮替后，“政党、资本与公民社会”的结构组合仍持续影响媒体政策走向。⑨
迈入数字化时代，台湾社群媒体呈现“模块化分群”结构，⑩受众倾向于选择立场一致的媒体。⑪分化与固化的累积导向情感极化，倪世杰指出当前台湾媒体生态呈现新闻二极化与回音室效应，不同阵营因此形成截然不同的“真相体系”。⑫上述结构条件暗示了，当文化交流进入媒体文本时，往往已处于预设框架之中。政治分化、受众固化、情感极化，三者共同构成两岸议题易于政治化的媒体生态基础。
（三）框架建构与信源取舍：报导政治化的运作机制
为从微观层面拆解文化议题如何被转化为政治问题，本研究整合框架理论与消息来源研究作为分析工具。
框架理论方面，Entman指出框架涉及“选择现实的某些面向并在文本中使其显着”，⑬Van Gorp的“框架包裹”理论进一步将框架视为由核心意涵、框架化装置与推理装置构成的意义网络。⑭消息来源研究方面，Gans指出信源选择直接影响新闻立场。⑮
［表1：新闻框架矩阵］
［表2：新闻框架编码维度］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理论大多预设新闻生产在相对理性的公共沟通环境下运作，框架也旨在“帮助受众理解”议题，信源虽具策略性但仍服务于事实传递。然而，在当前台湾的媒体生态中，这一前提正在松动。在此条件下，框架与信源的功能是否发生质变？经典理论对此缺乏充分回应。本文正是基于这一缺口，尝试提出“框架的工具化”与“信源的建构化”两个拓展性命题，以解释极化语境中文化议题政治化的微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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