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题：国家认同驱动下的港澳青年北上就业趋势与挑战 作者：王笑非（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组织学院副教授
【摘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向“心联通”深化，港澳青年北上就业是这一进程的关键环节，其北上就业决策逻辑正经历从物质激励到价值认同的深刻转向。本研究系统分析国家认同对港澳青年北上就业的影响机制，提出国家认同已从抽象情感转化为具体就业决策变量，通过制度认同、发展认同、文化认同与国民身份认同等多重路径，推动港澳青年北上就业逻辑从生存转向发展。研究发现，国家认同向实际就业行为转化面临“高认同、不北上”与“低认同、却北上”的双重困境，其根源在于社会隔阂、制度成本、政策感知落差与信息不对称等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本研究突破传统视角，提出构建以“就业获得感”与“职业发展”为核心的就业导向型国家认同提升体系，将国家认同建构嵌入青年北上就业全周期，为实现大湾区“人心回归”与“人才汇聚”的有机统一提供理论路径与实践参考。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仅是区域经济整合的宏伟工程，更是“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的关键要素。随着大湾区建设步入深水区，区域整合的逻辑正经历着从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机制“软联通”向身份认同“心联通”的深刻转向。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港澳青年是最具活力与潜力的群体，其“北上”就业不仅是劳动力要素的跨界流动，更是一场深刻的个体生命历程与国家发展大局的双向融合。①如何从心理层面促使港澳青年建立对国家的正确认知，树立粤港澳大湾区人的观念，已成为实现区域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核心议题。
在过去的政策实践与学术讨论中，引导港澳青年北上多聚焦于经济激励和国民待遇供给。②③④然而，单纯的物质吸引往往面临政策边际效应递减的瓶颈，难以完全消解跨制度流动带来的焦虑。⑤近年来，国家认同在就业决策中的权重显着上升，逐渐从一种抽象的情感话语转化为具体的决策变量。高水平的国家认同不仅能作为制度的缓冲器，显着降低青年在面对内地职场文化和社会差异时的感知风险,更作为内生动力，驱动青年从生计驱动型就业转向主动的追梦式就业，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个体价值与国家命脉的共振。通过将国家认同的建构深度嵌入港澳青年北上就业的全生命周期，可推动国家认同从情感到实践的跨越，从而为粤港澳大湾区实现人心回归与人才汇聚的有机统一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一、国家认同对港澳青年北上就业的调节效应
在当前大湾区融合发展的背景下，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呈现明显变化，即认同感已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文化理念，它在港澳青年的职业生涯规划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是推动其北上就业的重要决策变量。与此同时，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也在北上就业实践中不断得到强化，这在高学历群体中表现尤为明显。
（一）国家认同成为港澳青年北上就业的重要决策变量
长期以来，跨制度就业被视为一种高风险行为。⑥国家认同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调节作用。傅承哲等学者基于HKPSSD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高认同度能显着降低个体对内地法治环境、社会保障等差异的感知风险，显着促进其跨境就业决策的制定。⑦《香港青年大湾区发展指数2023》报告显示，香港青年对大湾区发展规划的认同度从2021年的约35%激增至2023年的67%，实现近乎翻倍的增长。⑧这种心理层面的积极转向显着促进了意愿向行为的转化：《2024年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调研报告》发现，82.2%的受访青年对内地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且已有58.2%的青年受访者北上求职或实习。⑨这标志着国家认同已从港澳青年情感层面的表达转变为职业选择中的重要决策变量，完成了从心理预期到行为落实的转化。
（二）国家认同促进港澳青年北上就业的“价值升维”效应
国家认同的深化正在深刻重塑港澳青年的就业决策行为。研究指出，青年北上的动机已发生“价值升维”，从生计驱动转向价值实现。⑩调查数据显示，港澳青年北上最看重的因素已不再是单纯的薪酬差异，而是“事业机会”（84.1%）和“市场规模”（84.0%）。⑪这种转变本质上是个体价值与国家战略的对标，青年最关注的行业（如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金融科技）与国家在大湾区布局的国际科创中心定位高度吻合。就业已不仅是一种谋生手段，更成为港澳青年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这种国家所需、港澳所长、个人所向的需求共振，标志着国家认同已具象化为港澳青年职业规划与国家战略布局的深度融合。
（三）高学历群体北上就业实践对国家认同的深化效应
高学历青年已成为国家认同驱动北上就业的先行者。数据显示，北上就业者大专以上学历人数占比高达70.6%，该群体普遍理性预期能力强、国际视野广，不仅是政策红利的受益者，也正成为国家发展叙事的传播者。⑫同时，北上就业经历构成了国家认同深化的关键场域，能够反向塑造国家认同，形成“行动.认同”闭环。香港工联会（2024）调查表明，93%参与内地就业计划的青年认为其国民身份认同因该经历而提升，68%认为此举拓展了人际网络。整体来看，仅19.4%的受访者比两年前更愿意赴大湾区发展，但在已有内地工作经验的青年中，该比例跃升至64.6%，反映出真实经历对长期发展意愿的显着促进作用。就业结构上，创新科技、商业分析及金融科技是超40%青年的共同选择，新媒体（19.7%）与创意产业（16.3%）也备受青睐。⑬当前，港澳青年北上的职业轨迹正经历从“候鸟式”的短期流动向“在地扎根”的长期模式演进。对参与“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的青年而言，基于真实职业与生活体验所建立的认同与归属，比单向宣教更坚韧、更具生命力，标志着港澳青年的国家认同正于日常实践中落地生根。
二、国家认同向港澳青年就业决策转化的多维路径
国家认同并非停留在口号层面的宏大叙事，而是通过一系列心理调节与价值评估机制，深刻影响着港澳青年的职业选择。这种影响具体表现为制度认同、发展认同、文化认同与国民身份认同四条关键路径，四者协同作用，共同推动港澳青年北上就业、融入内地发展格局。
（一）制度认同
制度认同为港澳青年北上就业提供了根本的“安全底色”与信心。跨越制度边界的就业行为往往伴随着法律差异、政策不确定性等风险感知。⑭研究表明，制度认同能够显着缓解制度差异带来的风险感知，⑮即当青年对“一国两制”的顶层设计及内地的法治实践产生深度信任时，他们会将制度差异从需要规避的风险，转化为可以理解并遵循的特征。这种信任感能显着降低其对营商环境、社保体系等“异质性风险”的担忧，将原本因不确定而产生的阻力，转化为敢于尝试和探索的动力。因此，制度认同的核心功能是提供心理安全保障与行为合法性，使港澳青年在跨越制度边界北上就业时，具备更强的风险承受能力与适应弹性。
（二）发展认同
发展认同重塑了青年评估职业机会的“价值天平”，驱动其决策逻辑从短期生计驱动转向长期个人价值实现。传统的跨境就业决策常受薪资差等经济理性驱动，而发展认同则引导青年将个人职业轨迹与国家发展战略（如“十四五”规划、大湾区建设）进行深度绑定。李沐纯等学者所言“国家发展我发展”的逻辑，意味着港澳青年开始用“增值型”而非“生存型”标准来评估就业机会。⑯实证研究发现，港澳青年北上就业的核心驱动要素已非单纯高薪，而是内地广阔的产业腹地（84.1%）与巨大的市场规模（84.0%）。这种认同的本质是对国家发展红利的信心投票。青年们敏锐地将个人专业方向（如AI、生物医药、金融科技）对准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的定位，实现在国家所需、港澳所长与个人发展之间的有机结合。因此，发展认同的作用是重塑职业价值观，将国家机遇内化为个人发展的核心驱动因素。
（三）文化认同
文化认同是降低跨境流动心理障碍、促进社会融入的关键要素。一项实证研究发现，文化适应性在国家认同与就业意愿间扮演核心中介角色。⑰基于地缘、血缘相连的岭南文化底蕴，为港澳青年提供了亲切的情感纽带，能有效缓解北上青年的异乡人心态和初期融入焦虑。当青年通过语言（普通话与粤方言的互通）、生活习惯（相近的饮食与节庆）及共同的媒介文化体验产生亲近感时，其北上就业的心理成本与孤独感将大幅降低。《香港青年大湾区发展指数2023》发现，那些认为“两地文化差异比想像中小”的青年人，不仅北上意愿更强，且工作稳定性与满意度也更高。因此，文化认同为北上青年提供了有效的情感慰藉与社会支持，将跨越边界的职业生活从文化冲击转化为文化回归与文化融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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